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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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的周游

    一九五六年,陈朗调入中国剧协工作,有了在北京朝外東大橋芳草地的一间平房宿舍,生活开始稳定。随着所购买书籍逐渐增多,就络续购买了些日常家俱和藏书用柜。五十年代初、中期,北京各旧木器店的红木、花梨木、紫檀木等旧家俱甚多,且不貴。北京是历朝皇亲国戚及旧家的聚居之处,经过红色革命的洗礼,这些家族所使用的高档木器就流入了社会的普罗世界,就像王谢家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化不了多少精力与财力,我们芳草地的小房间里就有了红木的书架、紫檀木的博古架、花梨木的圈椅等等了。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衣服,所有的这些架、橱、柜,都是用来装书的。这种購置舊家俱的舉動也很短,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也就自然的消歇了。芳草地的“书城”面貌,到一九五九年大幼的诞生就起了一些变化。例如,两张明式花梨木圈椅相对而放,铺上被褥即是大幼的小床。红木书架与博古架间扯上绳子挂满尿布。置红木书架下的底座,马碲形,长两米许,有六个小抽屉,铜环,因是坚硬的红木,特别阴凉,夏日就拉出来,抬到院子柳蔭下,作孩子乘凉用床。那个紫檀木的圆面束腰三脚花架,冬日放在炉子邊,上置一盆葱,这大葱就种在那只龙泉窑大盆里,做面、烙饼時随手能摘下蔥苗作料。带着孩子,生活是越方便越好……。

    一九六零年,北京处理右派阶段,命运决定我们不能再留居北京,邻里中的阮文涛、唐湜、戴再民等早于我们发配东北兴凯湖農场了。十月份,陈朗接到通知,发配西北,我和大幼同行。几千里的行程,去到人地两疏的兰州,家中的书架,家俱杂物都得处理,凡书籍大部分装入新釘的木條箱托运。其中有关美术方面的厚冊、雜志,留赠肖里;凡民间木刻说唱本等則赠与曲艺协会的陶钝。大型陶瓷古董器皿,不便攜带者分赠老友。历年积累之信件稿纸,不及细捡,都在院子里架炉焚烧,竟烧了三、四天!

    家中那些各处搜罗来的,又笨又重的旧木家俱,又必须重新廉价的卖给旧木器店。我一生中有许多次“毁家记”,这是第一次。我们的旧木器都是由旧家俱店用汽车来拉走的。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卖掉那只红木书架,我即保留下来,与若干木條箱书籍一起由火车托运,带往遥远的兰州。

    这只书架,原为一对,另一只在購置时即给了老友陆阳春。两只红木底座都是另配的。书架高约两米,宽两米许,分三层,下层略高,线条简单,明快。凡横、直档均挺拔坚固,板层为花梨木亦平整光滑。通体色泽红润明亮,为明末清初物。一九六零年十月廿六日,我们一家三口经陇海线出潼关,抵兰州。兰州的冬天比北方先臨,已是大雪纷飞了。约十一月中,书藉、书架等均运至兰州,尚未分配住处,人与物都暂被安顿在兰州靠黃河邊的賢後街省文化局的戲曲研究會後 樓。不久,分配給我們賢後街一個院子西廂房套間。外间作为书房。这只旅行到兰州的红木书架终于又立在了西厢房內了。两年后,又搬至西关什字中山路大杂院。书架先搬至陈朗办公室,后文革开始,办公室被“砸烂”,书架又搬至僅十一平方米的宿舍里,直到一九六九年春。陈朗早于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押往青海劳改。此时,我和孩子们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下放农村,将随友人徐乃静迁往陕西富平。家中的劫后余物件装了一个大木箱,此外就是这隻红木书架了。朋友们都劝说我卖掉它,以为一个妇女带三个孩子前往不可知的农村,自身尚且不保,这个书架要它干什么!曾有友人联系了兰州某乐器店,卖红木材料想得个好价钱,乐器店来沽价,说很难得到这么修长挺直的红木旧料,出价颇高,这个大数目对于贫困中的我甚富诱惑,但是我还是决心带着这个宠然大物到黄土高原去,尽管此时我身边并没有一本书。于是,书架又与大木箱一起由火车托运走。我和徐乃静带着孩子由甘肃省的兰州,前往陕西省的富平白村。人抵達後,书架与木箱则姗姗来迟。货车卸货在阎良站,再由独轮车运载方至白村。当我后来再一次离开富平回杭州郊区时,将当初所带物件又作了一次处理,如将小炕桌、面板等黄土高原稀罕的木器都留给了白玉欣,我仅運回了这一件红木书架!书架约于七零年春间始运抵杭州南星桥货站。我在杭郊谋生,一直未有住处,孩子都寄住别处。无奈,将书架暂放韶华巷我二哥昌谷家的楼梯间。这隻书架自六零年从北京运出,至七零年运抵杭州,十年以来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仅仅是三层的空架子,竟然不散架,不倾斜,仍然结实挺拔,亭亭玉立,不得不使人赞美舊材料的精美,工匠手艺的精湛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在蘭州第一次抄家发还书籍时,适逢陈朗弟陈诒自新疆经兰州返江南。我忧虑书藉的再次被抄,就挑些线装的善本分装若干箱,请诒弟以火车托运带回南方。这批书藉抵杭后,先置放於我哥昌谷家,但我哥亦于文革初期抄过家,乃惊弓之鸟,對象征“反动”的书籍,不寒而栗,他只同意书架暂放他家,至于书藉,万万不同意寄存。二姐家在乡下,她自身是右派,文革中也被抄家,故这些书籍又是不能搬往乡下的。这时我的杭师老同学夏月霄帮助了我。她有一位工人阶级的永康同乡,在杭州平海街有一间黑暗的小仓库,无门无窗,过去夏月霄曾多次借住过这个房间,所以此次她又借用此处安放我的书籍。不久,当这位永康工人知道所寄存的东西是书籍时,就限夏月霄立刻搬出这些祸水。不得已,我只得将书搬到家住菜市桥贫民窟的小友曹君家里,曹君是我在杭郊农村结识的朋友。

    直到了一九七四年,我有机会住入杭州武林路小阁楼,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处,才得以从二哥家里将红木书架搬回,因楼梯盘旋,书架太大抬不进去,是从邻居王绍舜先生阁楼的东窗用绳子吊上去的。书架安顿后,才从曹君家里取回多箱书籍,重新上架。我在阁楼中最大的安慰,是书架、书籍的安顿就绪!

    一九八七年阁楼拆迁,书架又搬至下城区马家弄,至一九八九年才搬到今址官巷口见仁里芷阁。书架始安然立于东间南窗下。书架的底座早在北京时卖掉。我师弟奇年赠我元代大漆横书柜一隻,則置于书架顶上,高度适与早年有底座时相仿佛。而现今的见仁里,我又购有黄杨镶白果木配铜环清代书桌一张,清紫檀木八仙餐桌一张,清箱柜、茶几各二。这些家俱我都心爱。設想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与书架一起通过赤道,越洋而来奥克兰。这应该是最后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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