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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____老家的回憶系列

    我的童年,因為住在與周圍環隔絕的舊都司衙門故宅裡,除了家中的兄弟姐妹之外,幾乎沒有另外的朋友。但是“嚶其鳴兮,求其友聲”,求友是本性,所以我還是有了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男孩子,姓仇名叫新康,和我同歲。他家就住在我家大門外對街的一所簡陋的二層木結構小房裡,他的父親名叫仇瑞皋,終年不在家,遠赴寧波、紹興等處當堂倌、賬房什麼的,只在過年時才返家。新康還有一個姐姐,名叫素球,當時十三、四歲了,母親多病,家務都是素球一人承擔。

    新康時時穿越重門,到我家與我玩耍,我們就在大廳裡寬廊下玩。大廳裡有長畫桌、八仙桌,我們就在桌下辦家家,在廚房裡找些粗短的蘿卜、茄子,插上四根火柴當腿子,在尾部插上狗尾巴草,就是豬、狗等家畜。與新康的玩兒真是非常投入,非常有趣。我們似乎只闖過一次禍:我們一向在家裡玩耍,從不出門的,可是有一次,是春天,新康曾隨他的母親到過東里,他覺得那裡很好玩,說要帶我去玩玩。東里在大荊古鎮東邊的郊外,那裡除一個李姓大宅院外,都是莊稼地,要從我家門外的署前街向東橫穿由卵石舖成的東門街,然後走出一條狹窄的長弄,過了東門溪橋,才能到達。這一天我和新康不經稟報,私自上路。才過了東門溪橋,就在橋頭麥地的田梗上,發現了一簇簇初生的豆苗,非常茁壯、有趣。新康說,這些都是野生的,可以拔回家去再種。我們忘記了要去東里的事,拔起豆秧來,每人手上都已有兩大把,意猶未盡,也不知過了多久,這家佃主跑來了,帶著哭聲大吵大嚷。我見機不妙,趕緊扔了手中豆秧,飛快向家中逃去,新康不夠機敏,被佃戶逮住了。我邊跑邊回頭看新康,見佃戶揪住他,無法擺脫﹒﹒﹒﹒﹒﹒。後來知道,佃戶一直揪住新康,問明地址後,扭送他回家,新康遭了他母親一頓好打。我母親後來才得知,也非常嚴厲的教訓了我。之後似乎再沒私自出過門。

    到了小學入學年齡,新康只上了不多幾天學,就失學了,我和新康也不常一起玩了。一九五零年以後,世事發生了驟變,我也在老家的初中畢了業,跟隨二姐到了杭州繼續求學。這次離家,直到三十二年以後,結束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艱難困苦、流離巔沛後,才隨米哥首次返回老家,已經到了八十年代初了。此番返回老家,其實“家”已經名存實亡,我的父母親也早在五十年代遷居杭州了,親屬之中只有三伯父家守寡的杏元大嫂還在,守著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夜晚在燈下我向杏元大嫂問起新康。大嫂說,新康有了一男一女,先時務農,後來在鎮上繡衣廠工作,生活一直艱難。在家鄉的幾天中,新康來看過我一次,已全然沒有童年的面貌,完全老農模樣,默默的不多說話,頭髮已經花白。他殷切的拜托我,在杭州為他們的繡衣廠找點活計。至於我提起在東里拔豆秧的往事,他竟全然忘記了。

    我的另一個小伙伴是一個女孩子,姓李名叫春嬌,她家住在小山腳城裡湖邊,從我家大門出去要向西拐彎才能走到她家,遠著呢!我們原並不相識。後來我母親為開設酒坊,向西邊圍牆外毛家買了菜園,打開圍牆,修建側門,側門外即是城裡湖邊、城隍廟一帶,有了這個側門,我家不再通過三伯父家廳堂走大門了,我這才有機會認識了春嬌。春嬌與我同歲,長得很清秀,很瘦小。有一次她到我家玩,湊巧大人們都不在家,我們大玩其水,把大廳、遊廊、樓下西廂房灌了滿地的水,真是痛快極了﹒﹒﹒﹒﹒﹒。不久,春嬌的母親死了,她的父親娶了繼母。當時國民黨某部隊第四團駐紮我們鎮上,要開拔了,王團長太太要一個小丫頭,由鎮上谷顯正介紹,春嬌給王太太做了義女,離開了古鎮,不知去向。

    等到一九五二年,我在杭州師範學校讀書,一天,我老家的鄰居蔣德閒先生忽然帶了春嬌到學校來看我,這真是太意外了,算來應該有十年不見了。春嬌仍然清秀,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但顯得很憔悴,沒有一絲少女的天真活潑,很懂事,很老成。說是從上海來,回老家大荊去,路過杭州,聽德閒說我在杭州,來見見面。她說她在外地一直非常想家,也非常想念我。

    早年春嬌離開老家後,先是隨王太太在各駐地作短期居住,後來王太太一家定居上海。春嬌在王家,名為義女,實為丫頭,並沒有上學機會,小小年紀承擔所有家務,王有多子女,春嬌每晚要為眾多弟妹洗腳,稍不如意,就會當胸踹她一腳。王家喜歡看戲,春嬌要在家中燒好宵夜點心,要等待看戲的人歸來,然後拾綴乾凈,方能安寢。日常非打即罵。

    五十年代初王團長去世,王太太轉嫁給一個車行老板,搖身一變為普通市民,在準備遷居杭州的過程中,因整理家財,一隻金戒指,用紙包著的,遺失在字紙簍裡,春嬌在收拾字紙簍時,發現了這隻戒指,她不該不上交,隨手藏在身上。一個小女孩子沒有太多的衣物,不久就暴露了,這一次真打得死去活來,無處求救。就在這個時候,春嬌遇到了同鄉人蔣德閒先生。

    德閒先生是我鎮詩禮傳家的蔣家望族第三子,父蔣叔南是我祖母的娘家親戚,我們稱之為叔公。他的第三子德閒,曾在我就讀的雁山中學任教,雖未得其面授,但也算是我的初中老師。德頭先生五十年代初即在杭州靈隱革命幹校受培訓,不久留校任教,他在上海偶遇小同鄉春嬌,他鼓勵春嬌脫離王家,春嬌在德閒的啟發、鼓勵、支持下,還揭發了王家曾經私藏槍枝一事,致使王家抄家。這次春嬌來杭州師範看望我,正是隨德閒先生返里,路過杭州之時。

    春嬌此次回大荊老家,只呆了幾個月,因為老父已去世,並無生計可覓,遂返回杭州,經人介紹嫁給了一個名叫阿毛的年輕人,家住吳山腳四條巷附近,離我的學校並不遠。阿毛當時在浙江醫學院手術房工作,雙親都已去世,他的父母是張姓名醫世家的老僕人,所以阿毛因為張教授的關係得以在醫院工作,仍住張家。春嬌的新房也做在張家的廂房裡,當時張教授八十多歲了,春嬌服侍他極為周到。阿毛後來在羊壩頭開了洗衣店。一九五七年我的二姐素琛打成右派,處分極重,開除公職,下鄉務農,親戚朋友都疏遠了,生計十分困難,二姐無法勝任農活,曾一度住在春嬌家,幫洗衣店拆洗縫補度日。這段時間我在外地,只要到杭州,也常住春嬌家。春嬌不光接待二姐、接待我,還接待許許多多來自故鄉的人。山鄉人不到病重不上醫院,到該上醫院時必是重病,於是不遠數百里來杭州城醫病,一時住不上醫院,都先住春嬌家。春嬌家只有一間臥室,四個孩子,兩夫婦,但常常打滿了地舖,無論來客是什麼病,春嬌一律接待。我們浙東山鄉人有一個習慣,就是早飯也是吃乾飯,只要山鄉人來,春嬌在上工前就是早早起床,生煤爐、炒菜、燜乾飯,她連細節也盡力而為,使客人賓至如歸。六四年我的父親去世,在那個歲月,也只有春嬌一人來奔喪,送了一副香燭。

    我常說思念老家,思念而已,而春嬌對待故鄉是在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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