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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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破烂与学针灸

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初期,我们家被抄四次。当时在兰州市,住市文化局所屬中山路的大杂院里,十几户人家挤挤一院,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上房左手只十一平方米的一间屋。我们是在一九六零年从北京下放到兰州的,家中一榻一桌而已,而与眾不同的,也是家中仅有的,就是从北京运来的上千卷书籍。每次抄家,也即是上一次抄家反复归还而逐渐散失的多卷书籍。大杂院的十几户人家,也只抄我们这一家。

    文革一開始,陈朗即被关押,微薄的工资亦被扣发,我和孩子们的生活一时无着。当时老右派袁炜一家住在我所住的中山路对過,与我是对面邻居。我与他是在街道统战部门为右派办的学习班里认识的。他原是《甘肃日报》总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因为一腔忧国热情,毅然离开日本返国,而且直抵延安根據地,结果又被延安方面以“特务”嫌疑,在黑暗的窑洞中关押了半年,多亏他任《申报》总编的舅舅向毛泽东直接抗议,得以侥幸获释。四十年代中期他曾赴缅甸,中共建國后返国准备回内蒙古老家,途经兰州市,被友人挽留,任《甘肃日报》总编,直至五十年代反右时为止。与袁炜多次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坚韧,他又是我的近邻,在危难中,我登门求教。他所住的大杂院,原是他妻子孟夫人私产,经过房屋充公改造,他家四口现在只住西厢房一大间。那天,我一进门,见到他,泣不成声。他没有安慰我,却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哭请回吧!”我之能够在后来的十多年艰难岁月中,能从不气馁,再不流泪者,是袁炜给我的影响。确实,面对惨淡的人生,眼泪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时间流泪的。就在那一天,袁炜为我和孩子们安排生活。袁炜自己在反右后,在处理阶段,选择了“自谋生路”一条規定。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的人们不管是如何被斗争、被处置,都不敢脱离组织走“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他曾经制雪花膏摆过摊,並修补瓷盆、茶壶。现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串大街走小巷收购破烂,每日出门两次,将收回来的破衣裤,由孟夫人洗补再卖,不能补者拆成破衬用稀漿水打成褙襯卖给鞋厂,然后将塑料、铜、铁分类卖给收购站。当日袁炜 说,因为我年轻力富,最好也挑个担子,跟他一起上街,可以多收些破烂。我当然还没有这个勇气,他说,那麼,就在家帮助孟夫人拆破衬、糊鞋帮吧!他自己则多上街几次。至于孩子们,大的已經輟學,也跟他的孩子到铁路边拾煤渣吧。为节约开支,两家就合在一处开伙,如果劳动所得支付生活后还有所剩余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太君子,也不要太小人”,大家分几个零用钱吧!安排完毕后,因为两家都是右派,均屬“专政”对象,袁炜主动到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备案,说明情况,方得安生度日。从此,我开始了以拆破烂为生的生活。白天,袁炜先生上街收破烂,我和孟夫人在木板上以破布糊鞋帮,到鞋厂兜卖鞋帮,到收购站送卖破铜烂铁、塑料等。忙碌一天。到晚上,吃过孟夫人粗粮细做的饭食后,再在黯淡的灯光下拆当天收来的破衣烂衫。西北地区塵土多,拆時破衣上的灰土飞扬,几乎模糊了电灯光,空气呛人。开始时我曾埋怨土脏。袁炜说“难道只你一人感到”?我听了很惭愧,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自私。至于孩子们则玩得很高兴,她们搜集各种钮扣,掏摸破衣服口袋,她们在一件破衣口袋里摸到两颗乒乓球大小的绿色石球,这两个石球她们一直珍藏至今。我们一面劳作,一面讲故事以打发长夜与劳苦,凡读过的中外名著,都拿来复述。我们讲《巴黎圣母院》、《亚尔培•萨伐龙》、《聊斋》等,还互相补足遗漏部分。有一次一间手套厂的人来,叫孟夫人去做临时工,她带我一起去。在路上,她轻快地与人招呼。我们是站在零下十几度的露天工作,为手套絮棉胎,不时得跺脚、搓手以取暖,脸都冻成紫色的了,可是孟夫人很高兴。孟夫人是山东邹县孟子世家小姐,父亲在三、四十年代为兰州富商,她与总编结婚时,父亲以一个大院作为陪嫁。她过去使用佣人,其中有白俄佣人。她自己皮肤洁白,人称“腊美人”。我常常忧虑,担心將被遣往乡間务家。但是孟夫人说:“那我们可以种许多韭菜,如果去内蒙古,我们设法弄一条骆驼來骑!”

    家中的书抄光了,也没地方去借书。过了一段拆破烂、糊鞋帮的日子后,我很想看书。我向袁炜提出来,能否收几本书来看看,如有什么砚台、花瓶等古董,也请收购回来,勿错过机会。袁炜听了叹气说, “真是积习难改,砚台等东西太重,收了没有用反而要惹祸”,他坚决不收,至于书籍,也太重,但他可以收一些,让我看后,再卖回纸厂,只是多付點劳力而已。但是那时有书的人家早经抄没,收不到什么好书,在历次收来的书中,我留下了三本,其中两本是三十二大开本的图文并茂的针灸学经脉穴位大全,及一本精装的《本草用法》。这三本书,历经周折,带回到杭州。其中《本草用法》一书,在我临来纽西兰時,赠送给友人萧山名医周明道为纪念。两本针灸学则仍存在杭州芷阁。

    针灸医学,我过去从未涉足,有了这三本书,出于对文字的饥渴,暇时我即手不释卷,精读细研,于是将十二经络,各种穴位,补泻效能,都记得烂熟,只是没有机会亲手针治而已。到了一九六九年春,我们真的无可避免地要下放农村了。当时农村盛行赤脚医生,我当然没有资格当医生。但是我想,若能掌握针灸,有实践机会,多一种技能也是谋生之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一个右派医生朋友,他是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原为该科主任,技术精湛,名叫郭景岳。第二医院离我家仅几分钟路程,郭医生在反右后,遭妻子拋弃,一个人住在医院宿舍。我们是通过老友陈文乃的关系结识他的。后来二幼患病住院,深得他照看,遂成深交。他常在放射科值夜班,我们全家就步行前去陪他谈天,夜間放射科沒有病人,他时为我们检查身体,为陈朗照射肺部,觀察病情。当郭大夫知道我有学习针灸的想法后,他为我出了个主意。第二医院有中医科,有一位针灸名医刘大夫,因为曾经被北京方面接去为刘少奇、王光美治过 病,文革開始即挨整。当时刘大夫被贬,在门珍部被監督行医,時在冬日,他必须比其他医生早到,为门珍部的铁炉子生火取暖。因为郭大夫与刘大夫同是右派,同病相憐。郭大夫让我在早晨无人时亲自找刘大夫说明真情,请求赐教。他鼓励我说,刘大夫是很好的人,必然乐于相助。果然在一个早晨,我到第二医院中医门珍部找刘大夫。刘大夫已在打扫房间,生炉子,我向他作了诚恳的毫不保留的自我介绍,並相帮他生炉子,我即将去农村落户的处境,和我自学针灸的情况受到劉大夫的同情。刘大夫没有犹豫,他是如此善意,如此爱护后辈,将我视为共患难者,他不但教导我,还找了件白大褂,让我穿着,为他在施治时帮他拿那个装针、艾的白瓷盘,讓我紧随他身边,看他操作。他向来上班的同科医生介绍我是乡下医生,是来见习一段时间的。

    我在刘大夫身边时间不长。我被街道办事处限定日期离开兰州市,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我在这短时间内,得到了我国最优秀的针灸大夫的无私亲灸,他还传授给我治牙疼的特技,我还是值得庆幸的。临别时,刘大夫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回到兰州,千万再到他这里继续学习。他还有许多心得技能可以传授给我。但我终于再没有机会返回兰州,再无机会聆听刘大夫的教诲。至于我所学到的针灸医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竟能悬壶济世,得以谋生。

    一九六九年春三月,我随上海人难友徐乃静同抵陕西富平白村。我们是去投奔徐乃静过去在张掖技校的一位老同事白玉欣的。白玉欣是孝子,因为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自张掖某单位遣返原籍劳动,他是独生子,即辞去公职回乡务农奉侍父母。娶了一个贤淑的農妇为妻,生有二子一女。他亦曾自学西医,是村里真正的赤脚医生。我和徐乃静加上彼此尚在幼年的孩子们,一行七、八个人,经天水、甘谷、宝鸡、西安,在西安坐上廉價的裝豬仔的悶子車經咸陽,在閻良站下車,然後步行到白村。這一幫人像乞丐一樣,穿村出村、群犬亂吠,我們就在犬吠聲中千辛万苦抵达白村。第一晚即住在白玉欣家(以后我们另有别院居住)。白村都是土房,所謂村街即是两排房子中间的泥路。房子结构,临街一面均为前院,是织布机房与畜牲饲养处,进二门为中院,两厢卧室,一厢带厨房,中间天井,為主要活動場所。出后门为后院,是菜圃、露天厕所所在地。有些人家在后院里開有窑洞,作为别居。我们七、八个人就和白玉欣父母同住一邊厢房,同睡一个大炕。炕占厢房的三分之二大,他们让我们睡在窗户边,靠近炕洞口,明亮温暖。吃饭时,大家盘坐炕上,贤惠的媳妇在地下上汤上茶。晚上,点着棉籽灯,宾主仍盘坐炕上閒谈,媳妇们则坐在地上的蒲团上用手摇木纺车纺棉线。关中原是产棉地,农户都自纺自织。女人们都穿着茹色、墨绿色的粗布衣,纺车吱吱作声。这里的世界与城市的斗争硝烟截然不同。虽然白村正是春荒时节,虽然也有农村的斗争,但这里落后,当时还没有电灯、电线,还没有广播,更没有报纸,使人感到远离恐怖……

    就在白村落脚的第一晚,我正處在身心的劳顿中沉沉睡去,听到白玉欣隔着纸窗轻呼我起床,他让我带上针灸医包跟他出诊。我们去的地方离白玉欣家不远,病人是个青年,刚从铜川拉煤回来,腹胀难忍,家中已挤满了人,连大队书记、公社干部都到场了。因为前不久,白村已有人从铜川拉煤回来時,可能飲水不當,也患腹胀,不治而亡,有此前例,人们都很紧张。富平是黄土高原,一直缺乏燃料,农民们必须于农闲时,带上在炕洞中煨出的或由芝麻葉摻面的乾烙饼,沿途喝河沟井水,拉着板车,走上几百公里,来回十天半月的到铜川露天煤矿捡拾煤块,方能补足燃料的不足。眼前这个农民,名叫白广地,父亲早死,是家中的一脉单传,祖母八十多岁了,他的忽然腹胀,令大家非常担忧。白村偏僻,半夜里,能请到的医生也只有白玉欣和我!人们对我们满怀希望。白玉欣招呼我先行针灸。我这是离开刘大夫後的第一次单独为人治疗,但我没有惊慌。我让病人挪至炕边,我先针两手的内关穴,再针两小腿的足三里穴,然后针腹部穴位上脘,准备再针中脘、下脘。没有想到刚针入上脘,病人的腹痛立即缓解,当时人们高兴的场面可以想见。那晚白广地家为大家做了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白面条,摆了只有贵客临门时才摆的四碟子:一碟蒜、一碟葱、一碟腌菜、一碟黄豆芽。大家对我说著感谢的话,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第二天上午,白广地亲自到白玉欣家向我致谢。然后白村的几十户住家在粮食欠缺的季节,家家请我吃面条吃水饺。不久,名聲遠揚,邻近米脂、耀县的农户也来白村请我医病,为此我跑了富平邻近各县。白玉欣原来有个计划,他说我和他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到缺医的陇西山区行医,可以挣点钱。但是这个计划未及实施,我即离开了富平。当时白村还没有小学,白玉欣和村干部都挽留我说,只要我们两人愿意留在白村,他们一定设法打深井,架电线,办小学。可是我那时还那么向往文明,还不肯认命,还想在城市中發展。那时我和徐乃静都只有三十多岁,两人都戴一副近视眼镜,用白村农妇的话说是“走路走在街心(白村妇女靠边走路),坐在炕上跟男人说话”的两个女人。是呀,我们在兰州被人驱赶,一无是处,而在白村却受到尊敬和重视,可是还要离开,人是多么无奈与矛盾。不久,我还是带了孩子比徐乃静先离开了白村。我的朋友白玉欣、白广地用独轮车送我们到阎良乘夜间火车。傍晚独轮车停在涸干的石川河底休息。两位朋友对我说:“不管你去到何地,若遇到困难,千万回到白村,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归来。”我的前途真是非常渺茫,我将回到杭州郊区,没有户口未知能被接纳否?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返回富平,還会住在白玉欣准备为我開的冬暖夏凉的窑洞里。那晚,天上星星闪耀,这一段朋友的真情,皇天后土实所共鉴。那晚的情景,我永生不忘。离开富平回南方,我确实又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时常使我对善良的富平人们思念不已,但我终究没有回去。我在南方农村,除了行医外,又学习了裁剪成衣,又多了一个谋生的技能。教我学习成衣的师父,后来也成了我的终生好友,我也会记录她的往事与热诚,作为我对善良人性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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