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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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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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白——“右派情踪”(17)
·曹為真——“右派情踪”(18)
·彭守琪——“右派情踪”(19)
·袁煒——“右派情踪”(20)
·陳文鼐——“右派情踪”(21)
·天末朵雲——記楊璧陶
·扬州簫韵——记汪依萍
·空谷幽兰——记中医师林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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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沈奇年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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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周采泉先生
·武夷片石千古传情——记武夷山“毁林碑”创建者陈建霖
·桐乡县名人纪念馆
·南湖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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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沙孟海夫人包稚颐女史——守素居诗抄
·裘詩新  馬山——“右派情踪”(22)
·尹樹春——“右派情蹤”(23)
·王炳——“右派情蹤”(24)
·葉焜——“右派情踪”(25)
·童仁三——“右派情踪”(26)
·劉小梅 陳聲鏘——“右派情踪”(27)
·關振民——[右派情蹤{(28)
·吳進——“右派情蹤”(29)
·潘主蘭 陳建霖——“右派情踪”(30)
·王流秋——“右派情踪”(31)
·金冶——“右派情踪”(33)
·朱金樓——“右派情踪”(34)
·吳明永----“右派情踪”(35)
·夏與參----“右派情踪”(36)
·夏子頤----“右派情踪”(37)
·沈沉----“右派情踪”(38)
·魏大堅----“右派情踪”(39)
·陸士雲 黃永根----“右派情踪”(40)
· 徐青枝----“右派情踪”(41)
· 高湘華 張冰如----“右派情踪”(42)
· 俞紱棠----“右派情踪”(43)
· 趙德煌----“右派情踪”(44)
· 關非蒙----“右派情踪”( 45)
·桑雅忠----“右派情踪”(46)
·曹湘渠 王紹舜----“右派情踪”(47)
·金懷德----“右派情踪”(48)
·趙志鈞----“右派情踪”(49)
·吳亮----“右派情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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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悟春 右派情踪”(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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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的故事(下)

趁著腳傷在母親的斗室裡養病的期間,我對落實我們母女四人的戶口作了反復思考,我們何去何從?要想落在轉塘似已經無望,何況我又與派出所所長劍拔弩張的吵了架。要回蘭州吧,也不可能,因為本來我就在“黑九類”中,勒令離城之範圍內。後來從富平遷回蘭州,轉遷杭州,蘭州方面是網開一面,放我一條生路,我也簽下了若在杭州報不上戶口絕不回蘭州的保証書。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將戶口退回蘭州時,我曾經磨難了公社幹部廿多天,說杭州方面已經准許我遷入。現在轉塘派出所的公函說我“堅決不在轉塘落戶”,我如何拿給富平方面看?

    但是我必得要有一個棲息處,我要領取口糧票証,哪怕是犯人也有個監獄或勞改場所。我只得向政府部門申訴,以我的身份條件,我不敢選擇落戶地點,我只問我們四人究竟該落戶何處?轉塘屬於杭州郊區,我先找杭州市一級的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市信訪辦公室等。但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轉塘准遷証與蘭州方面的光榮下鄉証,已被轉塘派出所沒收。我的戶口遷移証與轉塘派出所那張說謊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長辦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實,口頭訴說了。但是經過多次奔波,那些辦事人員的口氣都如出一轍,都說人民的公安機關,不可能出現這種出爾反爾的情況,不會如此不負責任。轉塘派出所或郊區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們不打個電話問問,他們並不想幫助解決問題。上訪的人太多了,他們只想盡快打發了事。

    沒有辦法,我只得向省一級政府申訴。所有的辦事人員對這些來自下層的上訪者,態度惡劣,好不容易輪上對話了,他們都是一臉嚴肅,未經開口,已經拒之於千里之外。他們的口氣都與市一級的辦事人員相仿佛。我就在這種明知無效,但不得不上訪的情況下,不斷作無益的努力,蹉跎歲月。那段時間,不到找政府部門時,我住鄉下二姐家,幫二姐燒飯、補衣、打豬草、挑水。茶忙時,與她一起採茶葉。我們還想為別人織毛衣掙零用錢,雖僅為鄰里農婦阿蓮織過一件毛衣,收費人民幣四元,但阿蓮就敢對兩個右派份子賴賬不付。從此我們只得打消這種掙錢方式與念頭。若在進城上訪的日子裡,我白天除上訪的時間外,則在母親處幫助她帶孫女做家務。此時二幼因在城裡上學,住在母親處。二嫂不歡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則住吳山南麓老同學夏月霄家,而母親住吳山北麓。吳山南北有公共汽車繞山腳可通,但我都是早晚翻山而過。對吳山的美景,在這段時期我不但盡情欣賞,而且體會深刻。我從北麓糧道山上行,經過蒼然的宋樟下,從元寶心下行到四牌樓月霄處。夏月霄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師範的老同學,她有個貧農出身的“護身符”,加之熱情、開朗,所以她敢接待我。她在婚姻上遭到一個共產黨員、復員軍人的欺騙,那個小軍官利用她的關係進入杭州市後,就拋棄了她,她終未再婚。清晨,我從月霄處出門,翻越吳山先到定安路菜場為母親買好菜,再到母親處,此時二嫂等人均未起床。

    城中有山的城市不多,像吳山如此曠野、如此富有歷史遺跡、如此被詩人歌頌的城中山就更少了。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等在杭州做太守時,經常登臨此山。山寺樓頭的桂子,在枕上聽到的錢江濤聲,吳山的青色,都寫入了他們的詩篇,久遠地被流傳。在吳山之上,能俯視北麓似鏡的西湖與南麓似帶的錢塘江。日日翻山而行,我在吳山之上時作休憩,原來美景是能調劑人的憂思的。

    有一天,我上訪省政府,再一次毫無收獲,歸途經過西湖邊六公園,見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築,後來闢為省政協辦事處的。當時門口掛一塊牌子,是“浙江省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這是給浙江各縣民眾的申訴之處。轉塘屬杭州市,有市一級信訪辦,所以我以前沒有進去過,現在走投無路,不妨進去一試。不愧是省級的信訪辦,大廳很高大,上訪的人也相當擁擠,大廳盡頭擺幾張很大的桌子,有四、五個辦事人員。輪到接待我的辦事人員,是位態度和謁有些書生氣的人,這是我以前從沒遇到過的。我向他述說我的遭遇,末了,我要求有一個落戶之處,無論何處。我還建議說,近日看報,見省政府正號召民眾遷往浙西人口稀少區,若有可能,我願意去。還有浙江知識青年到邊疆落戶,我才三十多歲,是否也可以同往那邊?這位辦事人員一直很認真的聽我敘述,完了,他感嘆的說,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他覺得我只要求一個落腳點,要求不高,很合理的。但是他說,一個婦女帶三個女孩,無論到浙西山區,或是邊疆生活,都是不現實的。最後他說,我們第一步先解決吃飯問題。於是,他為我開了條子,讓我到臥龍橋郊區公安局轉批糧站,先領取糧票。他說第二步由他們向郊區公安機關,乃至轉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納我落戶。但他說,我離開陝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內,我的戶口問題在省信訪辦獲得了初步解決。我只怕這張條子會失效,出了省信訪辦的大門,我直奔金沙港臥龍橋,當郊區公安局轉批讓我到凌家橋糧站領取四人糧票時,我才放下了懸著的這顆心。此時,我已經八個月沒有領到糧票了。

    凌家橋在轉塘附近,是往富陽的公路上。領了糧票,我即回二姐家中,這時已是月底,沒有過幾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給我呢?我又到省信訪辦拿批示條子,果然又領到了糧票。“民以食為天”,即使一時報不上戶口,我的心也鬆弛多了。當我再一次到省信訪辦時,那位辦事人員讓我到轉塘找一個住處,務必在轉塘住下來,以便於他們做工作。但我很為難,因為我在轉塘無以為生,我連一張床、一個煤球爐都沒有。關鍵是我怕那個派出所所長會報復我,再說,最後戶口報不上,我不是又白費力了。但是,辦事人員說,既然讓我去住了,肯定不會讓我再次離開。得到這句肯定的話後,我才準備和孩子們移住轉塘。

    乾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裡,他已與乾娘住到同一條街上女兒皎英所買的房子裡。皎英在西湖區商業局任會計,平日住在岳墳。皎英丈夫是位軍人,在江蘇南通部隊。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農具和乾爹裝菜籽的籮籮筐筐、瓶瓶罐罐。能依附乾爹居住,本來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乾爹的大兒子和大孫子,住在另外新屋裡的,氣勢洶洶的趕來,聲言,絕對不能讓反革命份子住入他們家中。我在門外聽到乾爹和他們的爭吵聲,趕快進去向乾爹表態,不能影響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擬入住。最後,還是經過乾爹再三思索,覺得只能住到轉塘西頭田埂邊的一貧如洗,又兇又窮的水安家裡為妥。水安雖然是個“流氓無產者”,但他家有一個自杭州來此避難的女人和三個孩子,乾爹認為我們母女四人可保平安無虞,也只有他家不會嫌我。乾爹和水安一商量,果然同意 。就這樣,我們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裡,等待著派出所的佳訊。約住了近一個月,接到訊息,派出所讓我去一趟。進門,只見所長橫眉相對,厲聲說:“讓你報戶口,還要請。”然後摔過一張表格讓我填寫,在“社會關係”一欄上,要我填上我們一家的政治面貌。他瞭解得過於清楚,我又何必落筆,我拒絕填寫。我說落戶憑戶口証,已在你處了,填寫社會關係不在此範圍內,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寫吧!他對我沒有辦法,咬牙切齒的說“好個厲害的周素子”。就這樣,在上級機關的壓力下,轉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納了我們母女四人戶口,我們成了轉塘居民,在轉塘住了下來。而我在轉塘找不到一口飯吃,我連睡的床都是二姐讓農民姐夫挑來給我的,我只買了一隻煤爐。我時常跑凌家橋公社辦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沒有下文。後來經夏月霄介紹,私下跟人學了裁剪,那時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為人針灸治病等技能,換取一點青菜、紅薯,是不能收現金的,否則就是資產階級尾巴,要批鬥的。

    水安為浙江諸暨人,幼年時隨母親要飯至轉塘,定居於此。由於他是討飯、雇農身份,在當時很靠硬。其母親在幾年前去世了,他獨身一人,不喜種地,在轉塘修建隊當農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間茅屋,幾經秋風所破,到處漏雨,他也不修補,四圈的泥牆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籐蘿都長入室內。水安還養一頭小豬,與人同居。在我入住後,小豬怕打,常鑽在我的床下,自由拉撒。水安從不涮牙,一口黃板牙;從不洗腳,兩隻黑腳。就這樣,他居然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婆。這個老婆帶來一雙兒女,又和水安生了一個兒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後,用竹籬笆間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頭,兩張竹片床,沒有帳子,也沒有被褥。我居東頭,二姐給我一張大床居然還掛上帳子,但是飯竈在我這一頭。中間是那張唯一的家俱木桌,大家吃飯都在此。整個轉塘鎮,只有水安家沒有電燈,用一盞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冒著黑煙。我們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裡面還在漏。有一個雨夜,屋內無處不漏雨,我們母女四人就擁擠著蜷縮了一夜。那時因為有了住處,二幼等即被遣回轉塘上學,不久母親哀憐,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兒童醫院的護士,她的前夫即是該醫院院長。抗美援朝時,院長去了朝鮮戰場,復員時帶回一枝手槍沒捨得上交,後來在某次政治運動中經人揭發,被判處勞動改造十年。當時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體弱多病,辭職在家。她的親母早死,與繼母關係不好,丈夫勞改後,幾年下來,連變賣的東西也沒有了,曾冒險做過小生意,最後實在無法生活,經人介紹,到水安的茅屋裡尋覓一口飯吃。以她的相貌,她可以嫁一個好農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願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尋求暫時的庇護,是想等待丈夫歸來團聚。一開始,她沒有與水安結婚,到孩子都五歲了,口糧發生問題,又對丈夫的等待漸次失望了,才同意與水安辦了結婚手續。她說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頓飯,水安也是向鄰居家借來款待她的。生活對人的磨練是巨大的,小方也不涮牙,一口黃牙,吃的水也不去井裡挑,就在門口那條通轉塘街的人們用來淘米、涮馬桶的小河裡,用破臉盆勺入水缸(當然我們也吃這缸裡的水)。我們兩家後來不但一缸吃水,還一個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斷糧,向我借米,後來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取米,用什麼還的?有就一起吃,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兒子叫阿偉,女兒叫阿英,常去採集地皮、野菜,摸些螺絲充當菜肴,我們也一起享受,倒從來沒有為“經濟”發生過任何意見。我一個月給他家二元錢房租費!只要我進城過夜,小方就睡在我的帳子裡。她說,睡在帳子裡,蚊子咬不著,真像在天堂。

    水安在轉塘鎮沒有朋友,大家都看不起他。但他家卻有幾個外來常客,有兩個來了就住十天半月。其中有一個諸暨老鄉,水安母親在世時認的親,水安稱他為老大哥,當時六十多歲,曾在國民黨部隊任團長。共產黨打了天下後,老大哥坐過牢,勞改過,後來下放在錢塘江邊袁家浦老沙一帶務農。我在水安家時,凡水安和人爭吵,背後發牢騷,總說“讓我老大斃了他”,老大之名真是如雷貫耳!我第一次見到老大哥時,那天水安家沒有人,我正因為頭夜漏雨,在茅屋前空地上曬被褥。老大哥到轉塘購物,趁便來看水安。我對他久聞大名,似乎並不陌生。他看到我卻很驚訝。他說看我的相貌,不該落魄至此,住在這樣的茅舍裡。他讓我到鎮上借一副老花鏡,要仔細看看我的手相。我跑到乾娘那裡借了眼鏡來,他仔細觀察後,說我今後肯定會有好運。那天我到鎮上買了一碗麵招待他。老大哥不常來水安家,我總共沒有見過他幾次面。一天水安回來說,老大哥死了,因為一個人住在沙上(錢塘江上的沙洲),幾天後才被人發現,沒有棺材,用兩隻新木糞桶套著埋葬了。水安還有一個義弟,也住在沙上,為生產隊放鴨子的。水安還與我們上他那裡玩過,只一會時間,每人身上就附滿了跳蚤。回轉塘時到河邊抖落,放了跳蚤才進茅屋。這個義弟三十老幾了,還沒有結婚。一天傍晚,水安家來了不速之客,是一個卅多歲的女人帶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說也是諸暨人,人們指點她來投奔水安的。水安留她吃飯、住宿。這個女人頭髮很短,像是被人剪過陰陽頭後修理過的。大約是政治鬥爭的外逃者吧!女人說,生活過不去,出來嫁人的。住了兩夜,水安給她送到義弟處,希望給義弟做老婆。這個女人在義弟處住了幾夜,就又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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