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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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的故事(上)

在神州大地,始自五十年代的戶口制度,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鎮戶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種地,你可以吃商品糧,你就有機會獲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哪怕是個痴呆兒,也可以娶到農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於農村,身為農民,尤其是僻遠窮苦的農村,就注定一輩子勞作,自生自滅,伴隨著愚昧無知。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下鄉務農,取消城鎮戶口遷入農村是令人畏懼的懲罰方法。人們為了進城,演出了許許多多悲壯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五七年反右以來,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鄉之間,現在也只能約略的寫下其中的煎熬。

    自一九五七年身為學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後,在福州近郊宦溪、連江等地,立即開始繁重的林場勞動,但尚是城市戶口,尚未發生質的變化。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當時我們所居住的蘭州市,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以強制手段統統“掃”入農村!是年春,陳朗已押往青海紅古農場,我和孩子的戶口,則將從蘭州市落到了陝西富平農村,成為只有從事田間勞動才[email protected]口糧或是即使勞動也得不到口糧的農民。城市的居民戶口歸公安系統管轄,糧食關系則歸糧食部門管轄。下鄉時則兩者都要遷出,糧食是命根子。我在蘭州辦理下鄉手續時,比別人幸運得多的是,得以保留糧食關係未動,可以領取糧票,有一年多的時間,尚沒有為買糧食發愁。當時的蘭州因下放市民到農村,在各街道辦事處臨時設立了專門辦事機構,遷出戶口、糧食關系後,才能到辦事處領取一張証書,以作根據,這張証書是身份來歷的証明,至關重要。我們這個街道辦事處的專門辦事員,是一個廿多歲的來自浙江紹興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條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誰介紹,她來找過我,讓我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繡些花。因她聽別人說,我會不經描圖而隨意刺繡。我就為她帶來的孩子衣帽上繡了些圖案,她非常滿意,為此來過我家二、三次,真是老相識了。她是個共青團員,此時成了專司戶口、糧食關係的專職人員,與我當時的處境更是天壤之別。想不到她竟照顧我,主動給我保留糧食關係,讓我托人每月仍能領取糧票,讓我在真正獲得安定後,再遷出不遲,解除了後顧之憂。我到了富平農村,缺水少糧,最低的溫飽水平也難達到,孩子們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我還想掙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變一下現狀。我又帶了孩子長途跋涉回杭州。

    離開富平經過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們的鞋都濕透了。在西安等待轉乘火車,為節省錢,在一個小客店的樓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車上,我將隨帶的唯一一條骯髒的棉被包裹著兩個孩子大幼和二幼,將她們綁在行李架上,把她們的濕鞋送到鍋爐房去烘乾,差點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車時,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萬苦回到杭州郊區,住在二姐的土牆茅舍裡,頑強的想尋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師,文靜內向,體弱多愁,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說她隱瞞三青團員區分隊長的身份,從嚴處理,開除公職,下放農村。她無力打柴挑水,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文革初期,不堪肉體折磨,此時已患有嚴重的精神病,無力醫治,復發頻仍。我住她家的時候,由我照顧她,以便讓務農的姐夫,白天能夠出工勞動。我和三個孩子(三幼此前已寄養在二姐家)的戶口在杭郊農村是很難報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個農民也是不可求的。農村的糧食,上交公糧後,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況是外來的缺乏勞動力的婦女兒童,又是政治罪人。報不上戶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來,階級鬥爭意識更加加強,升級到草木皆兵。像我這樣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是眾矢之的、鬥爭的對象。每逢“五一”、“十一”等節日前夕,當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將外來的“盲流”及可疑份子抓起來實行關押審查。一九七零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鄉間以“無戶口”、“盲流”罪,第一次被關押。對被關押我沒有畏懼,但是我心痛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她踉蹌跟隨簇擁我的人群,一路呼喚我,我心如刀絞。我們被關在當地龍塢中學禮堂裡,竟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來的漆匠、彈棉花匠等手藝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後來我們都熟悉了。她們的來歷是:一位五十多歲婦女,是杭州菜市橋人,夫死後嫁給方家畈一個老農,戶口在城內並未遷來,也算“無戶口”。第二位是當地龍門坎農婦,富農成份,夫死後,與本村一個地主鰥夫相愛,也抓來侮辱之。第三位為一個三十多歲文靜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畢業於杭州師範,分配在凌家橋小學任教,為二年級班主任,因該校在廁所內發現一張二年級語文書扉頁上的毛澤東像,追查下去,正是她班學生所為,校方認為是老師的責任,又是出身地主,經過批鬥,判處兩年勞動教養,開除公職。刑滿釋放,回家務農。當地的婦女都會編織竹籃,她即以編籃之技能到桐廬、富陽山區多竹之處以編籃謀生,是以“在外盲流罪”亦被關押。她名叫杜婉珍,與我是杭師前後校友,後來我倆成為好友。杜婉珍終身未婚。第四位亦是個農婦,名叫淑貞,不知其姓,外貌文靜,沉靜寡言,她不是單獨一人,是全家四口連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隨而來。淑貞浙江開化人,出身地主,受過初中教育,當時約三十多歲,家庭變故後,她以裁縫為生。開化農村貧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帶農村上門為人成衣做鞋。當她來到外桐塢謀生時,與當地農民王小毛結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開化的農村戶口就是遷不進杭州郊區,大女兒都九歲了,她還是以“盲流”罪被關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貞單獨關押受罪,就全家都來“同甘共苦”。所關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當地的貧下中農,也唯有王小毛不氣餒,一股義憤填膺的樣子,沒把看守人員放在眼裡。王小毛來時不但帶來了兩個孩子,還挑來舖蓋、煤爐,像搬家一樣。一進門即打開席子,安頓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後。大約是我的神情自若吧,幾乎人人都來向我探討他們的個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徵得淑貞同意,我在她家蓆子上躺了多時。第二天早晨,在禮堂門口放了一張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問、記錄,然後口頭敕令。比如對我說的是“限於‘十﹒一’國慶節前離境”,否則後果自負云云。於是紛紛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說明“罪行”升級,再解往公安局繼續查究。我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轉眼將到“十﹒一”國慶節,我想盡可能的逃避一下。國慶節前幾天,姐夫要到數十公里外的富陽縣買小豬,我早想一遊郁達夫故居,就隨他到富陽,擬再轉道杭州,想在老同學夏月霄家住幾天,一避風頭。那日起得很早,與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轉塘鎮,乘上自杭州抵富陽汽車,到了久慕的富陽縣城,已近中午了,我們先在小飯館中吃麥麵,還打了半斤黃酒。飯後,我獨自行動,先找到郁達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築內徘徊多時。對富陽縣這個三國孫權的故里,以及它所保留的古城韻味非常欣賞。穿越了許多小巷,然後登上鸛山,徘徊在春江第一樓,憑欄俯眺富春江,觀看煙樹、白帆、翔鷗。浙江發源於婺源浙嶺,流經休寧一段稱橫江,流經屯溪、歙縣一段稱新安江,流經桐廬七里瀧一段稱桐江,有嚴子陵釣台,再順江東流經富陽一段即是最嫵媚的富春江。歷代文士、畫家都對它有優美的描繪,尤其是宋李嵩的《春江圖》,元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為傳世名作。富春江再順流而下在杭郊轉塘鎮作了個大轉彎形成一個“之”字,人稱“之江”,之江入海處是個喇叭口,海濤湧入,形成有名的錢江潮,吳越的人們說這前浪推後浪,是文種和伍子胥的忠魂義魄在作怨憤的發泄。直到黃昏時分,我乘末班車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盤桓了三天,看望了母親。過了十月三日,估計險情已過,我回到了龍塢,不料即在當天晚上,再次被抓被關押。這一次,二姐的情緒穩定些,她還讓三幼、卓妹(二姐與農民所生的女兒)送煮雞蛋給我充饑。這一次關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數、身份有所變動外,其餘各位如杜婉珍,女富農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傾巢而出,舖蓋、煤爐,這一回既是患難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貞也開口說話了。王小毛發牢騷說,淑貞和他結婚都十年了,戶口報不進不提,要求見個人、說個理也都推委了事,沒人答理,可是運動一來,就當“盲流”來抓,也太不合理。我對王小毛說,若能採納我的意見,言聽計從,我可以幫助淑貞。王小毛睜大了眼睛。我說,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詢、記錄和放人,放人時,你務必大膽賴著不走,爭取罪行“升級”上那輛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老婆兒女,舖蓋煤爐都上去,不要害怕,堅決隨行。第二步,你既進了這個深似海的平時進不了的公安局大門,平時他不理你,這時你不理他,等問你了,就面述詳情,農村戶口遷農村戶口,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他們點頭就能辦成。第三,他們不給你辦,你堅決不走,辦好了才走,死活賴著,千載良機,萬不可錯過。翻復陳述利害,曉以大義,王小毛終於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禮堂門口放張課桌,查詢、登記、訓斥、限令、放人。我站著見到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輛卡車,才放心的踏著晨露回二姐家。被押放行後約五、六天,杭州岳墳有菊花展覽,我帶了孩子進城讓她們見識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墳碰到了王小毛,郊區公安局離此不遠,他是出來為孩子們買饅頭的。我問了情況,說公安局已答應行動,遷辦。我讓他堅忍,住著不走,趁熱打鐵,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們又要在龍塢中學禮堂一起過夜,又於事無補,何時了結?他肯定地點了頭。我又教他若沒錢買饅頭,就讓孩子向公安人員求乞。王小毛的態度真是“孺子可教”。

    這一次分別後,要等到一九七五年冬才再見面,那時我已在杭郊留下鎮代銷店謀生。留下鎮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塢約十五華里,同屬杭郊範圍,那時兩地尚未通公交車,外桐塢農民購買日用品可東去轉塘,亦可西來留下,都需步行。來留下需翻越大嶺(即西溪發源處)即可抵達。我所在的雜貨小店在留下鎮東頭較偏僻處。那一日王小毛正到我店購物,近五年不見,相見之下,非常高興。他說通過那次奮鬥,淑貞與孩子的戶口都獲得了解決(淑貞原無戶口,規定孩子隨母也沒戶口,沒有糧食可分,艱難可知),生活較前安定多了,說淑貞對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後,過了幾天,王小毛又來看我了,帶了淑貞給我做的一雙鞋(“不知足而為履”)和一隻淑貞親編精致竹籃,並若干個糯米團子。從此,王小毛不去轉塘購物了,他時來留下,時來看看我,淑貞總有東西帶給我吃,那怕是幾塊紅薯。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王小毛夫婦邀我到外桐塢他家吃清明團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學音樂老師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應。

    俊玲父親也是右派,早死,寡母為浙大外語系教師。我在留下的某年春節,因為批鬥我,不準我離開留下,形同軟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與其同在留下中學任教的丈夫陳廣泰公然到我店中,當著幾個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說,我是有罪之人,你們是教師,不怕連累?他倆說,正因為知道我不能與親人團聚過年,故特來邀請。留下中學教職工都回家過年了,他倆是住校的,校內空寂無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還到音樂教室由我彈琴,尹俊玲唱歌,歡愉感激之情,終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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