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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經歷過八年抗日戰爭和五年的國共內戰,因為住在山高林密、道路崎嶇的浙東山區,所以並沒有直接遭受過戰爭的蹂躪,只是有一些波及而已。

    我母親生於一九零一年,是世紀同齡人。在她十三歲那年,因為躲避搶親,從雁蕩西內谷的道松洞,以養女身份住入大荊鎮的周家,她後來就當了這一家的兒媳婦。這應該在民國初年。這期間,母親親歷了永嘉土匪到鎮上的搶劫事件。我縣樂清縣與西邊永嘉縣隔著高山,永嘉山頭百姓從來艱苦,而大荊鎮人煙稠密,尚稱富裕,在沿海,向有防御措施,明時為沿海防倭三十六沙城之一,清時設有都司衙門,有千總把守,築有城牆堞樓。民國初年,鄉紳蔣叔南組織了“保安團”,經常操練,並擁有槍枝、火炮。我的二伯父周瑞卿即是保安團員,在晚年時還練八段錦,外貌頗為威武。那年永嘉山頭人來搶劫,遭到慘敗,被殺了不少人。母親親眼見到放在柴行空地上的血淋淋的人頭。事件過去八十多年了,至今寫地方志的部門對蔣叔南的功過還未下定論。一般認為,蔣叔南建設雁蕩有功,但他鎮壓“農民起義”有血債。我母親卻說蔣叔南是有功的,他為保衛家鄉。

    老家所處的浙東山區,還是當年共產黨浙南遊擊隊三五支隊出沒的地方,我小時即聽說有向鎮上商家“借糧”之舉。約在四十年代中期,鎮上商會所在的小山頭古建築曾被襲擊,完全燒毀。那是在夜間,家中大人們將我和外甥卓南轉移到後園苧麻園中。如此折騰,我竟熟睡未醒,第二天家人指示樓上西牆的彈洞給我看,我還似信非信。

    抗日戰爭的烽火始終未燃燒到我的山區老家,但鄰近各縣城均時有空襲。當時我二哥昌谷在鄰縣黃巖縣立師範讀書,學校遭空襲而遣散,並且停課。但是我二哥卻沒有回家,消息傳來,母親十分焦慮,夜不能寐。先是我家義屋住戶馬老五自告奮勇,願到黃巖尋找二哥。當時我的老家與鄰縣之間沒有公路,不通汽車,必須步行,翻山越嶺。馬老五去了多日,回來稟告說學校遣散,找不到二哥。母親於是再讓祖父老僕人,老七叔前去黃巖尋找。

    老七叔到黃巖尋找二哥,一直輾轉黃巖到九峰鄉同學家才找到他。二哥正坐在窗口拉二胡哩!後來幾十年中,母親常常說起這件事,她說馬老五如何能找得到二哥,還自告奮勇,只有老七叔這麼忠心的老僕,才找得到他。又怪二哥,怎麼那樣不懂事,歷經空襲也不知回家,竟到同學家,還拉二胡哩!

    一九四四年左右,日軍戰火已燃至杭、嘉、湖一帶,省城和溫州的一些中學都遷往外地繼續辦學。如杭州的宗文中學、杭州女中、溫州中學,甚至連鄰縣臨海、黃巖等中學也都遷來雁蕩山中上課。此時許多名教師、學者也因避難來到雁盪,如一代詞宗夏承燾,詩人吳鷺山,夏承燾高足後來成為敦煌學者的蔣禮鴻,教育家和易學家蕭仲劼,詩詞家盛山帶,數學家鄭以真,音樂教師賴一匡,畫家萬慕群等等,一時寂靜的雁蕩佛地濟濟多士,形成了雁蕩山的“文藝復興”時期。我那時尚在童年,但前賢學者大名耳有所聞,留有深刻印象。其中蕭仲劼與其女婿盛山帶,後來繼續任教雁蕩中學,盛山帶還在靈巖響巖上建築房屋,他倆都成為我父終生好友。七、八十年代盛山帶已屬高齡,還與陳朗並我成為忘年交。

    當時我大姐素琳在黃巖師範讀書,也隨學校到雁蕩上課,與同學在鎮上街頭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

    樂清縣政府,在日寇深入金華、衢州等浙南腹地後,也遷來雁蕩山中辦公,因我家是舊都司衙門,地域寬廣,房間眾多,這個臨時縣政府就設在我們家中,包括膳宿。三伯父家大廳與我家大廳成為辦公廳,我家樓下東廂房住教育科張伯倫夫婦,西廂房住兩位年輕小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政府部門工作的婦女。另外,還有一位燒飯女工帶一名女孩住在我家後堂。後堂有現成的木炕床,與北方土炕相似,臨窗而設,窗外就是半蔭蔽的魚池。我和那個女孩子後來成為朋友,一起在木坑床上玩耍。我倆特別羨慕那兩位辦公小姐。兩位小姐平日穿旗袍,一個圓臉,略胖,一個尖臉,略矮而瘦。

    我們全家還真的逃過一次難,那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一年。據說日本軍隊投降撒退時要經由大荊鎮,說日本人即使投降了照樣姦淫擄掠,殺戮百姓,所以我家也逃避到雁蕩山北部山區一個名叫新方的地方,這是我大姐的婆家原籍。新方離我鎮有二、三十里山路,而且一路向上行,原先我們見到的高山瀑布都成了腳下的溪流。新方是一個山間盆地,有稻田。寄住的親戚家剛建好新房,很寬大,供我們家先住。我們由鎮上挑去糧食,自己起火。新屋前方是一條寬大的溪水,風光優美。

    在新方若干日,孩子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演戲。當時同去的大孩子有昌澍哥、昌谷哥、昌米哥,還有鄰里家的孩子名叫鮑永來者。演得最多的戲是自編的發生在我鎮的“謀殺親夫案”。戰爭時期樂清縣法院搬在鎮上商會所在小山頭,法院開庭,村人可以親睹。這起案件發生在鎮北郊高地村,一個婦女趁丈夫酒醉,以巨釘釘入丈夫頭頂而致死,然後綁以石頭,沉入附近水井中。這其中當然有第三者參與。我老家的人說的是台州方言,而法官說的是溫州話,中間還用了翻譯官。此戲由大哥當法官,二哥當書記官,鮑永來當翻譯官,昌米哥就學那謀殺親夫的婦人,演來還頗像樣,極為傳神。在新方,哥哥們還做了一件事,某日大雨後,山洪暴發,上流的山鄉漂下許多木材,順流而至我們住宿的門前。按當地習俗,撈浮財是合理的,因為若不撈出,數十里後也奔流到海了。哥哥們的水性都很好,就為這家主人撈了不少大木材。

    一九四九年春,我隨米哥轉學到鄰縣溫嶺縣立師範求學。學校設於縣城西門外梅嶺腳原大明因寺內,此寺背後有山,山上有名勝處曰“燈盞窩”,建有寺,名常樂寺,繞寺植有上千竿琅玕竹。我們常在課餘登山憑覽。這一年內戰已臻“尾聲”,燈盞窩這個踞高點已駐紮了國民黨軍隊,我們也久不能上山玩了。在一個深夜,忽然槍響,兩軍交戰了。師範學校的學生都是住校的,女生宿舍在東廂房,尤其接近燈盞窩。同學們驚醒後,大哭大叫,大明因寺上空也正槍林彈雨夾雜著大炮轟鳴。女生指導陳國襄站在門口,命令大家肅靜,平時女生都極怕她,此時竟鎮壓不住,於是命令大家排隊摸黑下樓到洗臉間集中,一律盤坐地下,大家提心吊膽,在抽泣聲中等待天明。說來奇怪,我一點也不害怕,自從被槍炮驚醒後,我能立即配合陳國襄維持秩序,帶領她們下樓,到了洗臉間,我倚門而立,一直安慰同學們。天色微明,戰事似已結束,應該是國民黨被繳械了,只有偶而零星的槍響。大明因寺依山勢而建,最高處為廚房,通後門,與燈盞窩最近。天亮後,國襄先生讓我到後門處,觀看動靜,此時已有幾個男生先在了。這次親歷的國共戰事雖不大,但也算激烈,而且近在咫尺。

    接著學校似趨於停課狀態,我們的班主任即是後來寫有《中國繪畫史》的王伯敏,他原先與地下黨有聯繫,為我們辦過讀書會。此時他在班上挑選了葉素封和我,另外在高師部帶了鍾定明、鍾定宇姐妹和夏理榮、陳學定等離校,參加新成立的軍管會的接管並宣傳工作。我們就四出宣傳政策,到街頭作演講。約二個月後,我們這班同學跟隨浙南遊擊隊司令員周丕振前往玉環縣工作。臨行,陳國襄先生對我十分不捨,她為我縫製了一套灰色大襟服以示贈別。我們一路步行,所到鎮村,沿途百姓送茶送雞蛋以勞軍,中途曾在一個冷廟過夜,炎夏之中也不及洗澡。玉環島是個孤立於東海的樂清灣外小島,我們在第二天渡海而達,玉環百姓以鞭炮熱烈歡迎周丕振。在玉環,我被編在青年培訓班內,學習政策,培訓為今後的政府骨幹。那年我還不到十五足歲。因為同情窮人,凡見到家中有熱水瓶者,我即認為是富人,不願入門交談。在培訓班時,領導讓我們處理一件離婚民事。來找人民政府申訴者是一名廿多歲的婦女,她申訴丈夫好賭,拿她當賭注,典妻,不多時間已典過數次了,去年又被典與某人,現已期滿,她再不願回到原丈夫處,因為賭贏她的人對她有情有義,若回原丈夫處,則不久又要將她輸與他人。這麼一個應該申張公義的案子,我們培訓班幾個學員竟一定讓她返回原丈夫處!婦人再三哭訴無效。在班期間,我因為在玉環縣圖書館借了岡察洛夫的《懸崖》與法國小說《包法利夫人》而受批評,於心不快!

    培訓班伙食很差,吃的是霉爛生蟲的粗薯絲飯,不久,我患腹瀉,發展成重癥,由於缺醫少藥,成為班上的累贅。經過領導研究,讓我回家治病。玉環離老家不遠,大約有半日的小船程,終於以一艘小舢板,派人從海上送我回家。那日大雨,雨珠打在海面上,形成一望無際的白色水泡,小舢板好像航行在泡沫中,這幅奇觀令我終生難忘。正逢退潮,小舢板停泊在雁蕩中心的白溪鎮海塗上,我們下船跋涉上岸,然後翻越白巖嶺回到家中。我的形象一定非常憔悴,父母見到我十分驚慌。在家養息了多時,聽從父親勸告,轉學至本鄉雁蕩中學插入初中三年級。後有同班同學蔣文嬌、仇賢琴想要到玉環參加青年培訓班,還由我寫介紹信前往。她倆後來一直留在部隊,還當了官哩!至於我,初中畢業後到杭州上學,選擇了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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