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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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振民——[右派情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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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求學記


   
   
   
   

    大幼應該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正在蘭州。那時西北的小學教育質量比起滬杭一帶差多了,對於上學的年齡要求也鬆多了。大幼生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了六六年夏的文革初期,快滿七歲了,不管我所處的環境如何惡劣,我應該送她去上學。大幼小時身體很弱,那個離我們最近的小學要穿過中山路,再走一段路,她一個人走我不放心,就讓二幼陪她一起上學。但二幼才四歲多,離上學年齡遠著呢,不料跟老師一說,竟同意了。我為她們準備了鉛筆盒等學習用品,還買了兩把黃色竹柄油布傘,背上書包,真有點“小呀麼小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的軒昂氣勢。但是好景不長,她們只上了幾個月的課,就輟學在家了。蘭州的冬天來得很早,氣溫在零下若干度,教室裡是生鐵爐子取暖的,每日早晨打開封火,室內還是很冷,有時火滅了,老師讓孩子們自己生火,滿室嗆煙。二幼等遲到過兩回,老師就讓她倆站在室外凍著。她倆書包裡的學習用品,沒有多少日子也都不翼而飛了。我為二幼買的鐵制鉛筆刨子第一天就不知去向。幾天以後,二幼機智兮兮的對我說,是鄰座偷了她的,她對鄰座說要告訴老師,鄰座竟還回給她。
   
    隨著文革的深入,家中抄家頻仍,陳朗被押,工資扣發,家無寧日。小學老師們也成天寫大字報,為“最高指示”上街遊行。我不願孩子清晨出門受凍,何況也學不到什麼東西,就毅然決定讓她們輟學在家,由我自己教她們語文、算術。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她們都是在家自學的,但是斷斷續續極不正規。在革命形勢嚴峻時,我也沒有心思教育她們。隨著文革的深入、擴大,日子越發艱難,有一度我們被封門、追逐,我們只能逃到省衛戍司令部,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中睡在會客室的冷板凳上,為了免遭毆打。後來我又隨袁煒一家以撿破爛、糊鞋幫為生,我的孩子們隨著我流離,放棄了學習。一九六九年早春,我們被迫離開城市,長途跋涉到了陝西富平白村。白村沒有小學,連紙筆都難見到,孩子們吃不飽穿不暖,衣衫爛褸,和小乞丐差不多,已經顧不上受教育了。隨後又輾轉離開富平,經上海回到杭州。我二姐也是右派,下放在杭郊龍塢公社務農,我們暫時安頓在她的茅屋裡。已經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天了,孩子們的學習確實耽誤得太久了,想在城裡找一所好些的學校,彌補一下輟學的損失。但我們在城裡沒有住處,近親中只有我二哥周昌谷住在湧金門韶華巷。二哥是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就為了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繪畫得過一枚世界金質獎,文革中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否則,按他的年齡只有三十多歲,還沒有資格當權威哩。他在文革中被關押,批鬥,剃了陰陽頭。他本來膽小,已聲明與地主家庭成員劃清界限,是不敢與家人公然來往的。家人為了保護他,也不想連累他,輕易也不上他的門。母親那時還住在他家,不久母親也被下放了。那時杭州城裡上中小學都以常住戶口為依據,我們連在鄉間的戶口也沒落上,何況城市?但大幼都快十一歲了,二幼正好七足歲,想當初我還想給她們提前上學呢,真是欲速則不達了。我想試試看,我得先找到一個能接受她們的小學。我二哥所住的韶華巷在南山路上,南山路第二小學是所名牌小學。春季班報名的那天,我去了,一個班級才五十個名額,可是學區內有正式戶口的都熙熙攘攘擠著排隊,足有一、二百人。我一直等到下午,我想跟負責報名的老師說句話,了解一些情況。到最後教室裡只剩下我一個人,辦理報名的老師是個年輕體壯,粗眉大眼,但不失書卷氣的男老師,叫楊健。我們攀談起來,我誠懇如實的說明來意,當他了解了孩子們所受的波折,我們如何從蘭州輾轉陝西農村,如何回到南方,戶口未落,生活未定,但孩子在成長,已經長期失學了。我說我只希望能夠讓二幼入學,因為大幼已經遠遠超齡,何況都是沒有戶口的流浪兒童!但意想不到的是,楊健老師毅然決定錄取兩個孩子,統統入學。我既驚喜又慚愧。我推辭說,只要二幼一人入學,我已心意滿足,大幼嘛,到鄉村小學去吧!但反而是楊老師不肯了,他說大幼大了,再不加緊受教育就遲了。至於城裡有戶口的孩子們,楊老師說,他們上不了南山二小,也能上其他小學,而我的孩子,他認為他若不接受,其他學校誰接受?我們像《鏡花緣》裡君子國的人一樣,彼此謙讓得要發脾氣了。就這樣,我的兩個孩子均得以進入南山二小讀書,雖然她們過去上過學、自學過,但都不能算數,她倆都得從一年級的第一冊開始。
   
    有了入學機會,我們住哪兒呢?我當時還在鄉下城裡來回奔波求生。這時我得到杭州師范同學夏月霄的幫助,她為孩子們找了一個落腳點。夏月霄有一個永康同鄉,在杭城平海街有一小間陰暗潮濕、四面無窗的儲存室,於是在裡面舖一張小床給兩個孩子夜宿,早晚餐安排在東坡路居民食堂。要求她倆早晨從小倉庫出來到東坡食堂吃泡飯,然後步行兩站路到南山二小上學,中飯則帶米在學校蒸飯就餐,放學後回東坡路食堂吃晚飯,再回小倉庫睡覺。也沒有熱水,天井中有一個幾家合用的水龍頭,孩子們大概都用冷水洗腳吧!七、八歲的孩子,生活如此勞頓艱苦,身邊沒有成年人,但那時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過。我只覺得她們上了正規的好學校了。
   
    當時我母親住韶華巷與南山二小只一牆之隔,她覺得孩子如此上學太苦,也太不安全。我媽被定性為地主婆,在二哥家中沒有地位,但她還是與二嫂商量是否接納孩子住宿。結果二嫂只同意一個孩子可以入住,因此我們又重新安排。我本人當時經過努力,已經到杭郊留下一個供銷社下屬的農村代銷店謀生,每天打烊後,夜間睡在簡陋的店堂裡,孩子隨住是不便的。於是讓二幼搬入二舅處,繼續讀南山二小。大幼則送到我二姐處龍塢公社鄉間小學跳入二年級讀書。這所鄉村小學,離二姐家有兩公里山路,談不上有什麼正規教育,因為是茶葉區,一年分三個學期,而茶忙假一放就是一個月。教師也是本村的初、高中畢業生,都是不拿工資計工分的。大幼體弱多病,終於有一天在學校的土操場上跑步時摔傷了腿,從那一天開始,我即帶她在身邊了。龍塢與留下同在杭州西南部,我帶大幼從龍塢到留下,如果步行要翻過大嶺,共有十公里的路程。但大幼腿傷,我背著她繞道城裡轉車,可以少走六公里半。大幼來到我身邊之時,我也得到了一個住所,在豆腐作坊閣樓上。留下豆腐站也屬代銷店,座落在留下鎮西邊田野上與余杭縣交界處,這是個搖搖欲墜極破爛骯髒的作坊,一側有一大一小兩間樓房,供外地豆腐師傅住宿。當時住小間的阿春師傅,“解放前”討飯出身,大概是同情我吧!他對我非常仗義,據說他小時患嚴重肝炎,皮色金黃,人們給他個綽號叫“金菩薩”。那時“金菩薩”調到城內地毯廠當工人了,很多人都想佔他這間房,但他卻主動的讓給我住。阿春的討飯出身在當時非常“靠硬”,他要保護我這個右派份子,人們不敢二話。這間房約六平方米,位於搖動的樓梯邊,作坊大煙囪從房中穿出,佔去了一個角。杭州的盛夏本來很熱,再加煙囪的熱量,房內就與火爐差不多。一走樓梯,房子也跟著動,但有一面大木窗,東向。我後來在窗外屋背上種了菊花、水仙,增添了不少生氣。這個小房間是從我離開蘭州後幾年來,第一次得到的屬於我自己的小房。後來三幼轉學來此,我母被城市驅逐下鄉亦來此,二幼在寒暑假亦來此度假。這許多人住在一起,就像庫克雷尼克塞所畫的《手套》一樣,一個手套裡住了兔子、松鼠、小熊……秋天我們向農民購買幾百斤紅薯,三幼在豆腐站撿拾煤渣供全家燃料還綽綽有余,還真有點安居樂業的風味哩!只是豆腐站嘈雜,做豆腐是從後半夜開始的,七、八個工人,土機械動轉,我們的房間下面有七、八個孵豆芽的大缸,工人來回沖水,終夜不得安寧,特別是臭豆腐出缸時,惡臭無比,會將人臭醒。我的睡眠嚴重缺乏,白天倒是寧靜無比的。我本來就患有失眠症,這時又得了高血壓病。我們在豆腐房閣樓一住四年。至於我對阿春師傅的感恩之情,時刻在懷。後來,阿春在地毯廠工傷手殘,再婚後沒有地方住。當時二幼已出國,我就把二幼在城內的新房借給他住了兩年,一直等到他分配到新房。他的新夫人名叫免兒,我帶至奧克蘭的這件白毛線外套就是她為我織的。
   
    大幼來留下後,養腳傷,我自己為她補習功課,痊癒後她直接跳入留下小學五年級,與她的年齡也吻合了。她的班主任鄭本善老師,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善良喜樂,他也非常喜愛大幼的謙和、善良本質,為她課余補課。大幼勤奮好學,孜孜不倦,竟能跟班學習。大幼終於順利完成小學課業,其實她讀小學的實際時間不足三年,接著並升入了留下中學初中部。中學位於留下鎮東、西木塢村外。路遠,雨天泥濘,就讓她住校讀書。當時我在留下代銷店工作,雖然右派這頂帽子已經過時了,但在農村,年終有一個全公社的“對敵鬥爭大會”,也仍然需要揪上台挨批鬥,因此殃及孩子。大幼的尿盆在宿舍內成了大家公用勿說,還要她每天清晨到山邊廁所倒,大幼曾微有不願,即遭耳光;飯菜票公然被人拿去;蒸飯的盒子也被人扔到山溝裡。但她熬著還是初中畢業了。她本應該升入留下中學高中部,那時高中教育剛剛復辦,但在入學前幾天,留下中學通知我,說是高中教育是為貧下中農預備的,不培養右派子女,不得入學。這都已經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但農村公社還是那股政治空氣。不得已,我又進城找那些任職在教育界的老師同學們幫助。我找到了中學時代的生物老師周紹模,他是杭州教育界的前輩,是我終生尊敬的老師。那天我在他家吃了中飯,他帶我去見他的老友、文革時杭州教育界右派“四大金剛”之一的張學理先生。張雖曾是右派,但名望猶存,“改正”後任杭州第十一中學校長。十一中前身是教會辦的惠興女中。張學理先生得知情況後,當機立斷,接受大幼入讀該校高中,一天之內順利的解決了大幼的入學問題,真令人高興。大幼高中畢業後,又適逢大學恢復高考,大幼非常愛讀書,應該讓她繼續深造。但是,那時我剛從農村返城在機械學校任教職,家中百廢待興,兩個妹妹尚小,都須培養,家裡的貧困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校屬杭州機械局管理,所屬各工廠正在招收本系統子弟為職工。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希望大幼能參加工作以分擔家庭重任,讓我喘一口氣。至於升大學,只要有志,今後總有機會的。大幼非常聽話,從那年開始,到出國前,在杭州某電器廠工作了十多年。她為家庭作出了不少貢獻,她的工資除給外婆、兩個妹妹零化錢外,都上交給我,使我一下子有了兩隻腳走路的感覺,她還為家裡掙來了第一台電風扇,給夏日炎熱的閣樓增添了不少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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