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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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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改良,还是革命——兼论海外民运

前 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 ―― 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它智能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 政治改良主义是海外民运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 “ 六四 ” 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 “ 六四 ” 一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一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回、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 “ 六四 ” ,中共享铁血手段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 ―― 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一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 “ 六四 ” 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 六四 ” 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 “ 六四 ” 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 ―― 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 “ 上层一万家 ” ,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 ―― 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 “ 六四 ” 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 “ 弃妇 ” 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 “ 政治改良 ” 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 ―― 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蒋介石的威权只是以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国内国际形势的具体背景为根据。蒋经国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况下,向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理念的回归。所以,所谓台湾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分析中共暴政 ――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 “ 戈尔巴乔夫现象 ” 。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 “ 戈尔巴乔夫 ” 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呼唤革命的时刻,在中国的苦难和艰难渴望革命的时刻 ―― 当中国的命运问题必须用坚硬的革命加以解决的时刻,改良主义的温柔小夜曲,听起来就显得格外冷酷。
   苦恋政治改良主义的深情,与仇视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长。革命,这个曾经引导人类杀出中世纪专制重围的具有英雄情怀的概念,现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侮辱和贬低。攻击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许来自西方,但是,对革命表现出激烈怨恨的,却是当代中国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着什么?
   就近现代专制和民主政治的范畴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着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
   无论近代还是现代,革命的一个明确特征在于,发动和主导社会大变革的力量均起自于统治集团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尽管革命并不拒绝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派别作策略上的妥协或联合,但是,革命之魂总在民间,而不在专制统治集团之内。
   回顾近现代史,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革命是宪政民主制的主要铸造者。没有革命的狂飙突起,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封建专制的崩溃,也没有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专制阵营的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狱直至今天还会屹立不到,人类可能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戴着专制的铁链蹒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现代史否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就将仍然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承受苦难的命运。
   许多改良主义的苦恋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赐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忘恩负义地诅咒革命。他们把革命等同于暴力,诬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断言革命必定导致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所能举出的主要例证,便是法国大革命和共产党的所谓革命。
   在文人杀害 “ 革命 ” 的思想刑场上,法国大革命竟被描绘为暴力、罪恶的象征;罗曼 . 罗兰夫人的一句话 ――“ 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 成为某些文人心目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有罪判决。
   但是,当改良主义苦恋者以无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义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人权宣言》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类在争取人权的过程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人权宣言》的遗嘱;当改良主义苦恋者对滚落于巴黎街头的贵夫人那美丽的头颅怜香惜玉,并因此彻底诅咒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正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中世纪黑暗的象征巴士底狱,从而使在铁牢中囚禁了数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见白日。
   法国大革命的过度暴力确实深刻地伤害了它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出现这种过度暴力,大体有两个原因。
   其一,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欧洲 ―― 这中世纪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当然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更艰难,也当然要受到专制势力的更残酷无情的反击。正是专制势力反击的残酷无情,刺激法国革命趋于极端化,从而导致暴力的过分使用。
   其二,法国革命的主导者们最初犯了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致命错误 ―― 他们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们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标应当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限度,而其它属于精神领域的变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在人们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之后,通过文化或宗教的方式来进行。凡是企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决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问题的地方,一定会有超过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们能够用包括 “ 革命 ” 在内的任何神圣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强制的时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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