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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起 杏林大树倾——记中研院院士李宗恩教授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首次报导医药卫生界反右消息,最瞩目的头条位置,是两行大字标题《李宗恩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 协和围攻‘医药界统帅’〉。被当局‘尊’之为帅的这位李宗恩,何许人也?
   
    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原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两院加上李教授本人,堪称40年代中国医药界的三面响当当的金牌!
   
    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于1917年,开启了我国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学教育的先河。中央研究院则成立于1928年,乃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其首批院士评定于1947年,均为我国当时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大体每一专门学科仅有一至两人,宁缺毋滥,故总共只有不足七`八十人,大多蜚声国际。

   
    李宗恩出身于江苏武进名门望族,留学英国,是我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又是杰出的医学教育家。抗战期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组建贵阳医学院,为保存和培养当时中国的医学人才呕心沥血,卓有贡献。1946年,港英方面有意请他主持香港卫生署,他辞而不就,却于次年接掌北平协和医学院,成为该院的首任中国院长。1948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露,胡适`傅斯年动员北平的著名教授学人去台,其中有他,被他拒绝了。他要留下办医学教育。
   
    然而,他这种爱国的初衷在新政权管治下未能如愿。其弟李宗瀛回忆道:1950年,一次约妹夫吃饭,久候不至,宗恩极为生气,其妹夫解释称因开会耽误,他就说:‘在学术会议上安排这么多与议题无关的发言,真是极大的浪费。’而且会上动不动就‘请某某首长指示’,此种风气与其崇尚务实的‘洋脾气’更是格格不入。
   
    正如谢泳在《李宗恩的命运》(《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4日)一文中所说:‘像李宗恩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他所处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可能达成平衡。那时对于派来协和进修的人员,李宗恩总要强调标准。他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根本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他要求来协和进修的人,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因为这是个高级研究机构。他还想把较有根基的医学院都恢复为八年制,前三年的基础课和人文科学列为医学预科。他在贵阳医学院时就是这么干的,学院开设的‘人文科’,由他聘请的名教授讲授语言`文学`哲学和逻辑等课程。这种做法明显的带有美国大学色彩。他还坚持学术自由,要求容许表达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这些还属于学术领域的范畴,可以说大体符合毛57年初极力鼓吹的百家争鸣方针,那么,他在行使学院院长职权时,明确要求‘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那就犯了大忌了。
   
    据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毛当时对协和特别关注,曾叫他去了解运动情况。他参加了批判李宗恩的大会,会上发言者都斥责其向党夺权的罪行。李志绥回来向毛汇报。毛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稍停毛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203页)
   
    可见,光凭这三权问题,李宗恩就劫运难逃。何况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又格外器重他。4月8日民盟中央召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特地邀请了他和钱学森两位盟外的科学家与会,帮助当局整风。5月8日,章邀集农工民主党所属著名中西医和专家学者,座谈同一话题,李也出席并领受了推动整风鸣放的任务。据此,他后来被中共封‘帅’,也就势所必然了。
   
    也许因为他直接触犯了毛的逆鳞,处分特重,竟以年过花甲之身,被发配贵州(谢泳说是云南昆明),不数年,就在那瘴疠弥漫之地含冤去世。但他如留京,4年后的文革开始,恐怕受罪更多。
   
    前面提到的李宗瀛,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每返上海,言及他家人中大哥宗恩`小弟宗津(油画家)`妹夫程应镠(历史学家)皆成“右派分子”,,他亦不寒而栗,说是“我如在大陆恐亦不免”。事实恐怕也是如此。启平则确实地入了“右派分子”籍。’(唐振常《哀启平兼忆宗瀛》,上海《解放日报》1994年3月20日《朝花》版)。启平指朱启平,是李宗瀛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李宗津是名画《飞夺泸定桥》作者。他们和程应镠一样,虽属本行内有数的俊彦,但到底有别于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界的名家。后者大多不戴帽子,因为此方面的人才稀罕也。可是李宗恩却未能幸免,谢泳以其‘命运’为题撰文,将之与饶毓泰`叶企孙二位自然科学家并称。他们俱属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大学校长,都留在大陆。结果,‘饶毓泰是自杀了,叶企孙死的时候形同乞丐,谁能想到这些人当年都是院士。’
   
    ‘这是为什么?’谢泳归之为:‘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有思想的大学校长,最后才有那样的命运。’信乎!
   
    (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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