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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与毛有私怨

   昨谈皖南事变,意尤未尽,乃为续。

    项英被害,王明认为是毛借刀杀人,似根据不足。倘属真,则毛所为未免太过,因事变中新四军军部死伤七千人,虽远少于黄桥事变被歼国军韩德勤部之一万一千人,但众多不幸丧命及受伤者(包括国共双方)实在无辜。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谁料时当现代,一将忤主,千军沦白骨,呜呼!

    说起来,毛项过节,非惟公事,亦有私怨。后者即毛弃贺(子珍)取江(青)一事所致,属毛私德有亏之故。

    这项英虽是文化不高的工人出身,且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但仍保持传统的东方道德观。对于毛抛弃井冈山时期共患难的贺子珍颇有微词(其实30年代初毛贺同居时杨开慧仍在世,正被关在湖南军阀何键狱中,且因拒绝公开声明与毛离婚最终被处死。相信项当时已不齿毛此一所为)。加以其部下扬帆,对30年代混迹十里洋场上海的江青知之甚详,扬出于维护领袖形象的衷诚,向顶头上司项英将江青早年丑事和盘托出,项着其写成报告然后为之代呈延安,反对毛江结合(前文用‘取江青’而不用‘娶’,因毛并非明媒正娶也)。谁料该报告落入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之手,康隐而不发,但私告江青。故江对扬帆恨之入骨,对项英亦心怀怨恚。毛当时虽未尽悉江青有关底细,但已知道项英反对自己与江‘成其好事’,当然不会高兴。这就叫做旧恨加新仇,公私两结怨。毛历来报复心极强,但又能忍一时之不快,即所谓‘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终于等到皖南事变前的大好时机,将项英欠他的老帐新帐一起清算!

    用中国式的悼词,项英可称英年早逝。不过,凶手刘厚聪‘枪法准’(项英语),熟睡中的项死于其手,估计只须臾之间的事,应不致有太大痛苦。与其死对头刘少奇18年后临终苦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他的老部下扬帆,虽于文革后获平反而得善终,但自55年因潘(汉年)扬案蒙冤入狱,受尽折磨,以致精神失常。25年的煎熬,真不如一枪毕命痛快!

    项英部下最幸运的是傅秋涛率领的那个团,基本上全身而退,安抵皖北。傅本人于1955年授衔时官拜上将,堪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因38年毛江结合时表示异议而日后遭殃的,除项`扬二人外,还有刘晓`陈修良等中共高干。

    刘晓是30年代前期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40年代末上海易帜前任地下党市委书记。50年代中期,继王稼祥`张闻天后任中共驻苏大使,数年后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被弄得死去活来。陈修良则是南京易帜前的地下党市委书记。50年代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其夫沙文汉是浙江省长,57年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受严重迫害。据陈写的《不尽的情思》(1989年5月21日《联合时报》)79年刘晓对她说: ‘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同在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有关。1939年(应为1938年)周总理曾打电报给江苏省委,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当时,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社会部长康生手中,当然江青马上知道了。周总理从中作梗,江苏省委负责人又一致反对,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段话发人深省。不过,周‘从中作梗’一事存疑。倘属实,则文革中毛整周,包括周得癌症后,毛一再延误及反对其手术治疗,便更加顺理成章了。

    文革后,江青沦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其实,此‘白骨精’之可恶不都源于‘万岁爷’的撑腰吗?江青心眼小,睚眦必报;毛又何尝不如此?但如果说蓝苹是上海滩的二`三流戏子,那么毛在赤县神州政治舞台上的演技,无疑比他婆娘要高明得多。他不是在62年七千人大会上,大谈什么刘邦的‘豁达大度,从善如流’吗?还有什么‘让人讲话,自己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垮台’,等等。可事实上,他比他所耻笑的西楚霸王还霸道一百倍。敢讲话的项英,还有彭德怀,都遭他极度记恨。对彭的记恨,甚至延续18年之久(1941-1959)。而彭大将军晚年之受害于毛,几乎无人不说‘惨’。从这个意义上,项1941年就去‘见马克思’,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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