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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祸根在毛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周恩来1941年1月17日晚写的一首诗,讲的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茂林被国军围歼,军长叶挺遭蒋囚禁。次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三版开‘天窗’处见报时,曾经引起轰动。不明真相的读者误以蒋为祸首,中共更大力推波助澜,将事件渲染成蒋准备投降日寇的重大步骤。此一历史公案在66年后的今天还未能颠倒过来。日前网上一篇题为《饶漱石掀黄花塘风波 陈毅背上十大罪状〉的文章,便有继续歪曲历史真相之嫌,应予澄清。
   
    该文称:‘在新四军的历史上,客观上一直存在着军政主官不和的现实。先是叶挺和政治委员项英间的分歧与争议,尔后是代理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与代理军长陈毅不和。叶与项分歧的直接恶果是皖南事变,饶与陈则导致了黄花塘事件’。后一事兹不论,前面的论断是错误的。叶项有隙是事实,但皖南事变祸根却在毛。准确地说,毛对项的排挤是此一悲剧的主因。
   
    下面先引王明当时在延安写的律诗前四句,题为《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很明显,诗中意指皖南事变项英被杀,乃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对此中共学者认为‘是王明的偏见臆断’,果真如此吗?且待我们从项英其人说起,对毛项二人关系细加剖析。
   
    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共三届至六届中委,六届中央常委,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特别器重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单独接见,勉励有加之余,亲赠钢笔`手枪,手枪柄上刻着俄文,意为:项英同志存念 约。维。斯大林 1928年6月23日莫斯科。项回国后一度是毛的上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王明`博古。红军主力长征后,项留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至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中共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命中共提名的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由于叶挺于广州起义后脱离中共,故新四军实际由项英掌权。叶不甘心当挂名军长,曾四上辞呈两次离军,均经周恩来出面将其留住。
   
    如上所述毛项早有过节,对项受斯大林青睐毛不无嫉妒。37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正式独揽大权,但项英不买他的帐,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与毛针锋相对:毛主向北,向敌后发展;项主向南,向国统区发展。这就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线。
   
    毛项斗争第一回合是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五两支队归中原局刘少奇指挥,项英所部削减了三分之二。
    第二回合是同年5月5日,毛瞒着项英,命令八路军黄克诚等部队‘配合新四军各部在一年之内,在扬子江以北’的华中地区,建立统一的根据地,‘整个行动归刘少奇指挥’。项英获悉后怨愤难平,当即于五月份三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公开撤职。但遭拒绝并获安抚,项更决心向南自行另辟新局面。
   
    就在毛项斗法之际,10月19日重庆军委会何应钦总长白崇禧副总长电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及十八集团军各部,接电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事缘共军不断挑起武装冲突,8月间徐向前攻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10月初新四军‘黄桥大捷’,陈毅所部歼灭国军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为免冲突升级,何`白遂令共军北撤,以使两军尽量脱离接触,减少摩擦。
    对此,毛以朱彭叶项名义复电拒绝,但答应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至江北,实际乘机削去项的兵权。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江苏海安成立,按毛命令,总指挥为叶挺,政委刘少奇,副总指挥陈毅。项被通知于部队北撤后回延安‘参加七大’。这是毛项斗争第三回合,促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新四军北渡长江,是毛与国军均无异议的。军部行军具体路线问题,叶挺与顾祝同本已商定可走习惯线:‘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东行,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竹箦桥--水西,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顾祝同‘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12月3日有后方人员千余人和物资一千三百担经此线到达苏北。’(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三,台湾,书华出版,1993,145页)双方商定的‘另一条(路线)是从云岭出发北上,经戴家汇--孙村--荻港,然后渡江至无为。’12月8日有部分干部和眷属(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线撤离,‘平安过江’。12月9日上官云相的有关电报中亦记述,‘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278页)
   
    但12月10日蒋致密电给顾祝同称:‘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于是‘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成为唯一合法路线。繁昌位于云岭正北,显然东行或南进都是违反军令的。按规定路线则无事。12月26日国军情报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主要文件,由泾县云岭陆续向繁昌县北移’,还报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驻有傅秋涛部的一个团。‘在事变发生以后,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歼灭,只有两千余人突围,这两千余人主要就是傅秋涛率领的一个团,这个团走的是规定路线,在江北无为集结。’(《中共壮大之谜》,279页)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叶挺,‘(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表明不准走苏南渡江。
   
    然而,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在书记项英主持下开会,却决定了新的行军路线:南下茂林再转东北(苏南方向),实质是‘坚持南进政策,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陈毅语)项英打算突入天目山区,‘割据一方,自己说了算,徐图发展’。(《毛泽东全传》卷三,146页)三天后(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毛朱报告行动计划,‘没有把南走茂林绕道往苏南这一最重要的情况明确备案’。
   
    由于此前的12月30日,毛致电叶项表示同意周恩来意见,不顾蒋在皖南渡江的命令,决定以‘分批走苏南为好’,以为项英确定的‘南下路线’等于‘走苏南’,遂于1月3日复电叶项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与前面引用蒋介石在这一天给叶挺的强硬指令完全相反。。。。而顾祝同指挥的七万多人的大军,已经把军部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的一条路。’由于中共刚刚发动黄桥事变以及大规模的曹甸战役,‘在苏北已取得军事优势,国军岂容新四军从苏南到苏北去加强力量,消灭危在旦夕的韩德勤部呢?’(《中共壮大之谜》,280页)于是两军的激烈冲突势在难免。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由上可见,事前国军并无蓄意歼灭叶项所部新四军的打算,否则傅秋涛部千余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余人也不可能于事变前‘平安过江’。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项英及其警卫人员突围成功,跟他一起的还有其副官刘厚总,以及参谋长周子昆等干部战士六七十人。他仍存希望,认为‘比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不料因身带黄金而被刘厚总谋财害命。周子昆同时遇害。
    0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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