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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哉新記《大公報》諸賢---有感于《大公報名記者叢書》

   今年是反右50週年,亦適逢大公報創刊一百零五週年.<大公報名記者叢書>應運而生,閱之深為感慨.

   按<大公報>由英斂之`王郅隆于天津首創,1902年6月17日出版第一號.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接手改組,稱新記<大公報>.曾先後出版過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重慶版及桂林版,馳譽國內外.此次報慶由香港大公報籌劃,所出'名記者叢書',分為張季巒`王芸生`范長江`楊剛`蕭乾`子岡和朱啟平七卷,洋洋二百萬字,蔚為大觀.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現任社長王國華在序言中的這段話:

   在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大公人歷經坎坷.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楊剛在北京家中自殺身亡.一九七零年十月二十三日,范長江在河南確山幹校辭世.蕭乾`朱啟平與彭子岡,亦遭遇政治厄運,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勞動改造,受盡折磨與摧殘......

   這也就是說,上述七位新記<大公報>的名記者,除張季鸞于1941年病逝於重慶且極盡哀榮,王芸生蒙毛周特別照顧于'新社會'尚保平安外,其餘五人或死於非命,或備極酸辛,用香港常見的悼念死者的'天妒英才'四個字,堪稱貼切之至.尤其蕭`彭`朱三位於反右中蒙冤受屈,格外引人深思.

   說起來也巧,57年那場政治運動,恰當<大公報>創辦55週年之際.而彭朱兩人之罹禍,即與其主張恢復該報之優良傳統有密切關係.

   如所週知,文人論政與文章報國乃大公報固有傳統,主持新記<大公報>編務的張季鑾尤其強調'立言記事.務須忠勇',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之'四不'原則,正是為了充當人民喉舌之必需.但52年由毛親自拍板于北京出版的大公報,是'作為全國性報紙,分工報導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這就將大公報原有的辦報方針完全拋棄了,它不再是文人論政,而成了中共一黨的輿論工具.作為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的朱啟平,本來在整風鳴放中並未發言,後應中共北京大公報黨組書記兼總編輯袁毓明之請,在個別談心中提出'報紙應更多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袁深以為然,建議他寫成小字報貼出來.他依囑照辦,遂致遭殃.<人民日報>稱之為'反黨辦報綱領',說'他要求辦一張所謂"人民群眾的報紙",一張"民間報紙".這樣一張報紙,"最重要的"是"報導人民內部矛盾的事"企圖把大公報變成反黨工具'.

   緊接著,袁毓明也被公開點名,稱之為'納吉'('匈牙利事件'中主張民主改革的政府總理),標題赫然列出'右派復辟舊大公報的陰謀徹底破產',文中再次提出已被揪鬥的子岡,謂其'密謀恢復舊大公報'.而該報編輯部`經理部入另冊者共達20人之多,約佔兩部人員十分之一強,其比例高居全國各報之首,處分之重亦為他報所無.可見當局對新記<大公報>忌諱之深.

   朱啟平和該報副總編趙恩源夫婦,以及記者部副主任蕭離`記者尤在,編輯高汾等,均被送往北大荒軍墾農場監督勞動.朱家中有四個小孩,最小的才四歲,只好由他妻子獨力照顧.這班'大公人'在北大荒的遭遇片断,見之於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60年夏天,差點成了餓殍的朱啟平被調去張家口教英語,但文革中再次遭難,被打得死去活來...

   對此,他在八十年代曾作'自我鑑定'稱:不識時務,迷信報紙為人民喉舌,執筆在手,以為最先考慮的該是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福利.還要獨立思考,說真話,個人的成敗利鈍是次要的.正因此,遭遇厄運,幾至家破人亡.

   被朱啟平敬稱為'岡姊'的彭子岡,是中共老黨員,她早已調離大公報,擔任<旅行家>主編,但反右中與丈夫徐盈(也是地下黨員,名記者,時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雙雙落難.其罪名除上述外,還包括'特別強調反映社會的陰暗面',及講過'最不喜歡解放後這一系列的運動'等.匪夷所思的是,朱啟平應其所請為<旅行家>提供譯稿時,曾致函約時敘談,信中戲稱見面為'會師',不料這個詞竟被解讀為兩人意圖搞陰謀活動,也列作罪狀!

   更荒謬的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時,她所採寫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構成了'歷史問題',這篇曾轟動大後方的人物特寫裡,有一句說毛'彷彿來自鄉野的書生',原意在喚起陌生讀者的親切感,此時竟被揭發是對主席的'惡毒污蔑'.而該文是曾被收入延安編的有關毛在重慶的集子裡的.

   對這種種指控子岡不服,結果受到更嚴厲的制裁,被劃為'極右',遣送河北安國縣農村勞動改造,徐盈則送至湖北麻城.蒙冤20年,使她的健康嚴重受損,80年代初即癱瘓在床,纏綿病榻至88年去世.

   相比之下,朱啟平晚景較佳.繼45年採寫日本簽降儀式的名篇<落日>之後,79年他隨華國鋒出訪西歐期間,專程拜謁戴高樂將軍墓,撰寫了通訊<偉大的平凡>,頌揚戴氏不要特權的品德,思想深邃,文字優美,獲廣泛傳揚,從而成為他記者生涯中的又一格外璀璨的亮點.

   同是天涯淪落人,蕭乾的經歷最富戲劇性:吃的苦頭最多,晚年'後福'也最多.他是新記'大公'諸賢中第一个跌進深淵的,後被送往唐山農村監督勞動3年有餘.文革時期又以'摘帽右派'之身成為批鬥靶子.他之吃虧,可謂絕非偶然.由於其早年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師從斯諾,在英美留學`工作時間又較長,自由主義思想濃烈,與中共意識形態根本對立.以致其47年及48年間代表上海大公報寫的兩篇社評,得罪了中共以及被其捧作文藝界盟主的郭沫若,從而種下了禍根.儘管49年他謝絕英國劍橋大學教職,北上後處處謹小慎微,但57年6月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還是不經意地表露出其自由主義本色.於是老帳新帳一起算,他陷入絕境20年.

   好不容易峰迴路轉,蕭乾也跟青壯年時期那個鋒芒畢露的記者作家判若兩人.他埋頭撰寫散文`隨筆`回憶錄,並與妻子合作從事翻譯,成就蜚然;一面還主編大型叢書<新編文史筆記>,後者是他作為中央文史館館長的一大業績.90歲辭世的他,似乎終於從上帝那裡獲得了某種補償.然而,人們有理由相信和期待,這位整個二戰時期始終活躍於歐洲戰場的唯一的中國記者,不是本來應該在新聞界發出更多的光和熱嗎?

   周恩來嘗言,大公報培養了很多人才.這句話誠然是事實.但另一個事實是:這些人才在毛王朝不僅無一能夠展其所長,而且多半命運悽慘.

   對比起來,蔣政權還會對之破例給于特別待遇.像楊剛44年獲哈佛大學邀請入學,按當局規定留學生須先入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拒絕照辦.後經胡政之`陳布雷幫助,獲蔣手諭予以豁免.楊始得如願赴美深造.又如子岡46年已被國軍某將官當面質疑政治身份,但終以無證據加以其為名記者而未採取拘捕審訊行動.

   然而,同一個楊剛,57年身為<人民日報>副主編,僅因丟失了一個筆記本,便于反右後期的10月7日自殺,<大公報一百週年報慶叢書.歷史人物>中稱'她以死尋求解脫'.一個筆記本就奪去一條生命,並且是一個名記者的生命,這是為甚麼?13年後的文革期間,在河南確山的一口井裡發現范長江的遺體,死因成謎.這又是為甚麼?

   新記<大公報>的另一位創辦者胡政之是49年4月15日因病逝世的,享年60歲,比53歲辭世的張季鸞略為長壽.隨著胡的仙去,新記<大公報>的'四不'亦很快成為歷史.此乃時代使然,胡張二公縱使在生,也是回天乏術.但若其九泉之下有知,對於昔年旗下俊彥如范`楊`彭`朱等後來的命運,想必痛心不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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