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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平凡 -------科龍貝行遐思/朱启平

    汽車停在從巴黎去科龍貝------ 雙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門前﹐我們下車選購了一盆潔白的菊花﹐捧上車﹐繼續這往返千里的旅程。
   
    車在田野間平坦的公路上疾駛。十月中旬的這一天﹐秋陽朗照﹐法國的農村﹐恬靜美麗。地裡莊稼已經收割﹐不時看見獵人攜槍漫步搜索﹐一條小狗前後歡奔。莊稼地裡和邊緣上的丘陵叢林中﹐不知哪裡會竄出一隻野兔來哩。
   
    然而﹐我的思緒不太能夠使我欣賞田野風光﹐上了年紀﹑生於憂患的人﹐看見這種安適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產生對比。更何況我們此去是專程瞻仰戴高樂將軍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樂將軍的名字﹐早在抗戰初期﹐在四川重慶。那時我在報館工作﹐天天接觸到國內外戰局的發展﹐祖國半壁河山﹐淪於敵手﹐前方節節敗退﹐後方物價飛漲﹐和謠蜂起﹐人心浮動。而同時抗戰的烽火遍地燃燒﹐越燒越旺﹐鼓舞全國人民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在歐洲﹐希特勒侵佔波蘭﹐在積極準備後﹐突然發動西線戰事﹐以強大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法國軍方昏庸無能﹐指揮失當﹐兵敗如山倒。巴黎的政府驚慌失措﹐屈膝求和﹐在維琪成立貝當政府。半個法國被納粹佔領﹐另外半個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個陸軍部的副部長﹐毅然決然﹐挺身而出﹐高舉民族抗戰大旗﹐發動“自由法國”的抵抗運動。
   
    這是戰火紛飛﹑風雨晦冥的日子啊﹗
   
    車窗前﹐遠處是一座樹木蔥籠的小山頭。翠綠之中﹐一個棕色的雙十字架高聳入雲﹐那是“自由法國”的徽號。戴高樂將軍之墓快到了。
   
    司機沒有在小山腳下停車﹐而是繞向前去﹐直駛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個世紀留下來的建築物﹐屋頂牆壁﹐飽經風雨﹐有一點敗落景象。一道半圓形的短垣﹐拱繞著教堂。教堂週圍是一個個小小的墓地﹐埋葬著本村的人。墓﹐一個挨一個﹐稍稍隆起地面﹐是石頭砌的﹐上面豎著或者浮雕著一個十字架﹐墓碑上寫著死者的姓名。戴高樂將軍的墓在哪裡呢﹖我們捧著菊花﹐沿著墓叢中的小徑﹐緩步尋覓。
   
    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長方形﹐中間有一道淺淺的分線﹐分線左側的石面上寫著﹕“安妮 . 戴高樂﹐1928--1948”。右側的石面上寫著﹕“夏爾 . 戴高樂﹐1890--1970”。墓首有一個以同樣的石頭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遺體﹐在這教堂的墳場上﹐真正是只佔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裡。墓前一個花瓶﹐插著雜色的花朵﹐大概是從本村中採擷來的。那白色稍帶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頭﹐多半是用來鑲馬路邊的。就在這小小墳場中﹐有好幾個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將軍父女之墓﹐講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
   
    說驚呆了﹐是由於我對戴高樂將軍安葬的情況略有所知。他在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全法國一片悲聲。將軍生前遺言葬在他女兒身邊。女兒生來有病﹐二十歲夭折﹐作為父親﹐是十分痛心的。將軍的葬禮儉樸﹐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是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三百五十法郎(當時約合六十三美元)買的。......... 我真沒想到﹐將軍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國人民深深銘記著將軍對法蘭西民族的豐功偉績。就在科龍貝------- 雙教堂舉行葬禮的同時﹐巴黎五十多萬群眾冒著秋雨﹐自發湧上街頭﹐在雄壯的<馬賽曲>樂聲中﹐邁著沉重的步伐﹐匯集到愛麗舍田園大街近旁的凱旋門廣場﹐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週圍是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古樹舊屋﹐沒有任何修飾。這地方﹐離開最近的火車站有十多公里﹐也沒有直達這裡的公共汽車。誰要來﹐只能開車。就在我們徘徊沉思的時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國人來到墓前﹐默默注視著墓石﹐沒有人談笑﹐說話聲音都低低的﹐生怕驚動了父女的安眠。這時還開來了兩輛大旅游車﹐那顯然是外國的遊客。他們走路﹐腳步也特別輕。
   
    離開墓地﹐我們駛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頂。那雙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許多石塊壘成﹐護以鋼筋﹐有十多層樓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獨立﹐睥睨四野。週圍林木森森﹐縱目遠眺﹐田野和森林﹐交織著伸向天際。這當然是為紀念戴高樂將軍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光榮。
   
    戴高樂將軍是第五共和國的創始人。他為法國政治帶來了穩定。政治上的穩定導致了經濟上的發展。他排除萬難﹐結束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濤起伏的﹐最後一次參加公民投票後﹐就不當總統了﹐退居科龍貝------- 雙教堂。政府按規定對退職總統提供的費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給他的宅邸﹐他拒絕遷居﹔他靠自己的稿費度日﹐還為了紀念夭折的女兒﹐把自己大部分的錢捐作兒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後﹐戴高樂夫人住進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不要政府津貼﹐不要兒女供養(除早亡的女兒外﹐戴高樂夫婦還有一子一女)﹐不與外界往來。她已七十九歲高齡。當我們離開巴黎時﹐她因病入醫院﹐但旋即去世。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這是戴高樂將軍的名言。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傑出政治家﹐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戰士﹐他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豐功偉績﹐皎皎晚節﹐永遠是法國的驕傲。
   
    暮色蒼茫中﹐我們駛返巴黎。我們惦記著那盆潔白的菊花。在戴高樂將軍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別的花是不讓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對面﹐有一大如圓桌的平臺﹐上面放著幾塊戴高樂將軍的戰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紀念牌。我們的菊花就放在一塊鐫有將軍姓名的石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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