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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十九 魂繫故園

在香港中環﹐車水馬龍的德輔道中那幢結構奇特的匯豐銀行總行大廈斜對面﹐和當時的立法局大樓隔著皇后像廣場遙遙相對的地方﹐巍然聳立著一幢略顯古舊的26層大廈﹐那便是港人耳熟能詳的太子大廈(Prince's Building)。它的底層一圈名店林立﹐是外國遊客喜歡留連的所在。那寬敞的玻璃櫥窗裡陳列的高級時裝﹑提包皮鞋顯示出卓爾不凡的品味﹐而店舖裡出售的珠寶首飾更是熠熠生光﹐令人目眩﹐其中不乏價值連城的珍品。
    人們在進出這幢大廈的人群中看到退休後的朱啟平的身影。
    不過﹐他從來沒有在時裝櫥窗或珠寶櫃檯前停過片刻。他總是匆匆而行﹐出沒於電梯大堂。倘若你偶爾來到大廈的十六樓﹐你可能會在那兒的走廊裡和他邂逅相逢。而且﹐他臉上的笑容﹐似乎比前些年舒展得多。
    原來﹐他是受聘到此﹐擔任王寬誠教育基金會顧問。
    提起王寬誠﹐香港大公報老一輩的同事無人不知。因為﹐48年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後賠累不堪﹐胡政之原投入五萬美元﹐不得已接受王寬誠入股二萬美元。當時王是維大洋行的東主。後來其業務不斷拓展﹐變成房地產為主。這位原籍浙江寧波的愛國商人頗受周恩來稱道﹐80年代中又獲中共的全國政協常委榮銜。他出資一億美元設立教育基金﹐旨在資助大陸學生赴歐美名校攻讀博士學位﹐並致力推動中外科學技術交流﹐提高大陸科技水平。

    由於朱啟平通曉中英文﹐又熟知美國情況﹐故可為基金會作育英才的工作貢獻其識見﹐這自然是他所樂於參與的機構。
    與此同時﹐他仍然以大公報為陣地﹐暢論時政﹐扶正袪邪﹐筆耕不輟。
    孫探微後來回憶道﹕
    “1985年啟平退休後﹐我們參加了一次香港<大公報>組織的退休人員廬山游。到達後﹐啟平直奔彭德懷將軍在廬山會議期間所住的房屋﹐還細讀了牆上貼著的他的發言稿。回香港後﹐啟平寫了四篇廬山游記﹐其中一篇寫彭德懷﹐筆鋒流露出對這位不顧自身安危﹑為人民的利益說真話的英雄的無限敬仰。”(1)
    這裡所提的那篇文章題為<廬山風雲>﹐刊於86年11月15日大公報﹐署名“武原”。這是朱啟平重返香港後使用的筆名﹐緣自其家鄉海鹽縣城所在的“武原鎮”﹐首次出現於78年12月10日大公報第11版副刊。當時朱啟平發表了一篇隨筆﹐題為<從英首相中譯名談到撒切爾夫人譯名問題>﹐署名便是“武原”。
    那篇隨筆講了一個故事。話說二戰後上臺取代邱吉爾為新首相的工黨首腦﹐最初譯名為阿特里。其後有一次﹐在上海的英國外交官請<大公報>記者吃飯﹐朱啟平亦應邀出席。閑談中﹐朱說新首相的譯名像個地名﹐因為上海里弄很多。英方官員聞言﹐問怎麼譯好﹐朱啟平建議改為艾德禮﹐並應其所請﹐就在一張擦碗筷的白紙巾上寫給主人。沒想到英方從善如流﹐不久即正式行文中國政府﹐請求將新首相譯名改做艾德禮。
    再說回<廬山風雲>。該文除稱頌“彭大將軍”外﹐還回顧了半個世紀的中國現代史﹐縱橫捭合﹐文字洗練﹐甚富可讀性。
   
    另一篇<廬山游>﹐同樣是精彩的游記﹐文字更富詩意。如寫仙人洞旁的錦繡谷﹕
    “谷名錦繡﹐名副其實。谷的兩岸斷崖矗立﹐崖岩層層疊疊﹐奇偉挺秀﹐千姿百態﹐並以石林錯落﹐丹楓雜綴﹐花花草草﹐秋色斑斕﹐為這一片神秀岩壑﹐錦上添花。忽而雲霧悄然湧至﹐由下而上﹐先山麓﹐次山腰﹐縈繞峰巒﹐活脫是山在虛無飄渺間了。不知<長恨歌>中的貴妃﹐是否真在那裡卜居﹖........”(2)
    再一篇<廬山史話>﹐則富於書卷氣﹐知識性強﹐開頭卻引了個民間故事﹐喻指漢口夏天熱如火爐﹐饒有興味。
    還有一篇<八大山人青雲譜>﹐用雜文式寫法。從八大山人而及梅蘭芳﹑黃永玉﹐頌揚“威武不能屈”的氣節﹐鞭撻日寇﹑四人幫等醜類。最後寫到郭沫若的題字﹐謂郭書法固佳而文革時投上所好﹐品格迥異於八大山人。寥寥一語﹐耐人尋味。
    用“武原”筆名的﹐另有一篇<一個西德工程師的講話>﹐發人深省。這位工程師名叫格里希﹐他以退休專家身分來華﹐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兩年﹐治廠有方。他在臨別感言中說﹕
    “必須使他們(指工人---- 張註)感覺到﹐這是我的工作﹐這是我的工廠。我覺得﹐我所做的是﹐使他們醒覺了一點點。”(3)
    對此﹐朱啟平在文中發問﹕
    “為什麼身為領導階級的中國工人的工作熱情﹐反倒不如資本主義的西德的工人﹖”(4)
    類似的尖銳語句﹐在他87年1月10日發表的<端正黨風 關鍵所在>一文中亦可見到。文章強調﹐“從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二十年間國家經受的折磨﹐與洋人無涉”﹐“國家興衰關鍵在帶頭人”。(5)
    他對中共寄以厚望﹐並非始見於該文。早在1979年初﹐即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不久﹐他就曾以武原的筆名﹐發表<黨內民主與四化的關係>一文﹐其中指出﹐“從長遠看問題﹐這個黨內民主問題﹐仍然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事實證明不幸而言中。胡耀邦的被迫下臺﹐及89年“六四”後趙紫陽被黜﹐便都是明證。
    儘管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朱啟平不改初衷﹐繼續寫出老百姓的心聲。<讀<范仲淹新傳>>﹐就是借古諷今﹐向當局所進的諍言。文章開頭引了范仲淹守延州(今延安)時寫的一首<漁家傲>﹐稱之為“憂國憂民﹐悲壯蒼涼﹐九百多年來的絕唱”﹐中間略述范的感人身世及事跡﹐繼而指出范最為人傳誦的力作是<岳陽樓記>﹕
    “他以優美絕倫的字句描寫長江洞庭之勝﹐筆鋒千鈞﹐寫下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金光燦爛的十四字。其所以金光燦爛﹐千古不朽﹐不但是由於范仲淹寫得好﹐更由於他做得好。他這樣寫了﹐也這樣做了﹐言行一致﹐永世敬重。”(6)
    <范仲淹新傳>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程應鏐。程夫婦均為朱啟平的老同學(其夫人是李宗瀛胞妹)﹐57年程被打成“右派”﹐後與徐鑄成一起﹐在上海市郊的社會主義學院接受改造﹐比朱啟平去北大荒是幸運多了。他這本新著當然不只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朱啟平和這位老同學無疑“心有靈犀一點通”。
    時當1987年﹐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50週年。朱啟平在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上分別撰文紀念。前者題為<血海深仇 永誌不忘>﹐重在回顧史實﹐呼籲國人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後者是<中日友好 慎防逆流>﹐主要駁斥所謂“日中不再戰”的提法﹐指出正確的口號應是“日本不再侵略中國”﹐因為中國從未先打日本。此一論點﹐他在86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訪華前就表述過﹐該文題目便是<“中日不再戰”﹖>﹐態度十分鮮明。
    對朱啟平個人而言﹐87年還有一段難忘的經歷﹐那便是兄弟重逢。孫探微也分享了他的喜悅。她在回憶中寫道﹕
    “1987年我隨啟平一同去台灣探親。他三弟朱書麟是台灣電力公司前總經理﹐為台灣的電力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四弟朱炳麟是台灣監察院秘書長。兄弟數十年未通音訊。他們對我說﹕四兄弟中﹐數二哥啟平最有才幹﹐卻遭受了最大的苦難。啟平對父母兄弟有極深的感情﹐卻數十年不得相見。”(7)
    三兄弟團聚固然是喜劇﹐可惜﹐大哥朱壽麟已經去世﹐無緣成為這折新喜劇當中的一個角色。
    “啟平告訴弟弟們﹐他會照顧大哥的孩子們﹐叫兩個弟弟放心。在台灣﹐啟平要求去參觀菜市。他說﹕從菜市可看出食品供應情況﹐市民的購買力及實際生活水平。又仔細調查小學教員的工資待遇。他說﹕小學教員的生活待遇高低反映當局對教育的重視與否﹐對未來的精神﹑物質建設重視與否。我則去參觀了博物館及施工中的大劇院。啟平的三弟說﹕‘二哥時刻關注國計民生﹐二嫂時刻欣賞文化藝術。’我們二人在久別重逢的親人面前﹐立即現了原形。”
    朱啟平夫婦這種不同的出身和文化本色﹐在88年他們再次回內地時又顯示了出來。
    “從重慶乘輪船下三峽。啟平認為﹐應該立即在長江上游植樹造林﹐保護植被﹐修水利。至於大型工程﹐則應等到真正清除了貪污浪費之風時﹐才能施工﹐不然會給老百姓造成極大的損失。”(9)
    正是基于此種信念﹐他後來僎寫了<三峽工程縱橫談>這一宏文﹐以“武原”的筆名﹐發表於當年11月28﹑29日的香港<文匯報>上。
    該文從長江的發源寫起﹐概述江流至宜昌附近的地理形勢﹐再以抗戰時國軍於三斗坪設江防鋼炮所起作用﹐說明大壩選址所在之險要。這兩段作為引言的文字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引人入勝。
    下面分列十九個小標題﹐旁徵博引﹐滔滔雄辯。結論是﹕以目前準備興建三峽工程的力量建設長江支流水庫為宜﹐“三峽工程興建與否﹐留待21世紀或者更後的子孫去解決。”(10)
    該文的特點是列舉了大量有關資料﹐正反雙方的意見兼收並蓄﹐再加分析論證﹐說理充分。而大陸當局自56年開始三峽工程的論證以來﹐報刊文章就一直呈現一面倒的傾向。“持不同意見的論證﹐不論列舉的事實多麼確切﹐意見多麼精到﹐難在報刊上佔一席之地”。令讀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之所以如此﹐與毛澤東那首謳歌“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西江月>詞分不開。殊不知﹐寫詩填詞可以大筆一揮﹐豪氣干雲地一下斬斷萬里長江﹐實際上則如文中所說﹐“三峽工程﹐其規模和複雜程度﹐不但在我國﹐在全世界也是空前的。” (11)那裡像寫詩這麼簡單一揮而就﹖
    現在三峽工程是早已上馬了﹐大壩截流亦已實施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文中所提的那些問題都不再存在或迎刃而解了。
    例如“大壩安全第一”這小標題下所述﹐一個戰爭﹐一個國際恐怖活動﹐這兩者都是難以控制的因素﹐又都會對大壩構成巨大的威脅。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便是明證。
    再如“可能誘發地震”﹐是著名環境生態學家侯學煜提出的。言之有據﹐絕非臆測。 又如“彼岸之言”中﹐引了“台灣一位從事電力建設事業達四十年之久的博士工程師”的看法。這位行家除了也談到地震﹑戰爭的因素﹐特別指出﹐“大壩之下﹐有數億人民生活﹐這在世界其他各地是沒有的。萬一大壩崩塌﹐洪水洶湧而下﹐生命財產的損失﹐是無法承擔的。”(12)
    還有“素質﹑黨風﹑社會風氣”的問題﹐即“人的因素”﹐這是身為記者的朱啟平獨自提的﹐為各方討論中之所無。他指出“黨風不正﹐社會風氣自然不正”﹐在此情況下上馬﹐光是“官倒”就將會“損害工程質量﹐禍國殃民﹐後患無窮”。(13)
    朱啟平針對當局一意孤行強壓反方意見﹐呼籲應“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14)。但當局幾乎是三十年不變地罔顧類似的民眾呼聲。倘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當年的毛雖好大喜功﹐卻還能聽得進李銳反對上馬的逆耳忠言。而三十年後那位水電工程師出身的李鵬則連此種雅量也沒有了。
    不管怎樣﹐從朱啟平這個古稀之年的老記者的地位﹐他是做到了為國為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相信如果子岡讀到他這篇洋洋萬言的論文﹐定會寫信嘉許的。
    可是﹐子岡已不可能再給他寫信了。她早於當年一月“乘風歸去”。朱啟平其時恰在美國加州南部阿納罕。他從<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了此一噩耗﹐當晚就寫了一篇<哀子岡>﹐一星期後刊於<大公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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