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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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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十八 重返香江

1978年6月底﹐朱啟平夫婦回到闊別29年的香港。
    此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及公安部﹑民政部於6月14日至22日﹐聯合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擬定了<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其中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方案呈報中共中央﹐後於當年9月17日獲得批准。以<中發78年55號文件>下發執行。這便是右派改正的由來。
    由於朱啟平抵港之際﹐55號文件尚在孕育階段﹐並無右派改正的先例﹐他還只是“摘帽右派”﹐政治地位尷尬。所以﹐其工作安排大概也頗令報社高層煞費思量。最後的定位是﹕編輯部副主任﹐值夜班。
    40年加入重慶大公報﹐78年以63歲的花甲老人擔任編輯部副主任﹐似乎是時光倒流29年﹐但其間無論是他或是編輯部同人﹐都變得完全兩樣了。對此﹐他當年的下屬同事兼燕大師弟唐振常教授﹐曾有這樣一段回憶﹕
    “1948年底﹐我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之際﹐啟平卸<大公報>駐美特派員職﹐偕夫人由美國來香港﹐就任編輯部副主任。我編報﹐在他領導下工作。啟平為人富熱情﹐不隱藏自己的感情喜怒﹐不遮掩自己的思想觀點﹐而其時的香港<大公報>﹐政治態度已經表露無遺﹐大體而論﹐同人之間﹐應該很好相處了。事實也是如此。猶憶啟平初到﹐因為他自美國來﹐比我們大家都有錢﹐反客為主﹐他大宴編輯部同人﹐喝掉了好幾瓶洋酒﹐酒酣耳熱﹐啟平指天劃地﹐意氣昂揚﹐他確乎是個直率的人。........”(1)

    過了29年﹐他自北京來﹐再非“比我們大家都有錢”了﹐而是恰恰相反。再則由於其政治身份﹐“同人之間”﹐也就難免有點不好相處了。
    此時的香港<大公報>第一把手是費彝民﹐決策機構編輯委員會內有陳凡﹑李俠文﹑李宗瀛等。1947年朱啟平駐美時﹐費彝民為大公報設計委員會主任﹐陳凡為大公報駐廣州辦事處特派員﹐李俠文則為大公報香港版編輯主任﹐四人俱在報社公佈的15名高層人員名單之列﹐而朱﹑陳﹑李地位相若。但此際陳﹑李均已晉升﹐陳任副總編輯。朱啟平的燕大同班同學李宗瀛也是副總編輯﹐兼任英文雜誌<東方地平線>總編輯及英文版大公報總編輯。可以說﹐高層全是相識30多年的老熟人﹐在相互溝通方面理應不成問題。
    可是﹐對於人際關係﹐中共最著重的是路線﹐有道是﹕親不親﹐線上分。毛﹑劉都是共產黨﹐但路線不同﹐劉被毛整得慘不堪言而死﹐即是一例。由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報高層人員﹐當然熟知其中三昧。故朱啟平雖屬廖公指名調回﹐但以其“摘帽右派”的身份﹐顯然仍非“自己人”﹐充其量不過其才可用而已。用中共一貫奉行的知識分子政策﹐就是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
    不過﹐朱啟平倒並不在乎什麼地位﹑親疏之類。他實心實意地盡忠職守。分配給他的工作是核對譯電﹐也就是為年輕的同事校改由英文譯出的中文電訊稿。由於時差關係﹐英美等西方國家通訊社白天發的電訊﹐在香港接收已是夜間﹐要譯成中文次日見報﹐必須在夜間工作。朱啟平受命之後﹐“他每晚自北角家中步行至銅鑼灣報社﹐認真負責﹐一絲不苟核對外電的譯文﹐熱心培養下一代。”(2)
    他本人敬業樂業﹐但有人認為﹕“他未得重用﹐名義上還是編輯副主任﹐工作卻是做譯電﹐以一老翁而堅持夜班工作﹐老友皆為不平﹐或有言﹐他好提意見如故﹐此或其因。”(3)
    上段話引自唐振常教授的回憶﹐末尾那句未必屬實。他未獲重用﹐應出於主事者對前述“路線”方面的考慮。但這“路線”﹐也很有彈性。“摘帽右派”屬異己﹐“改正右派”仍未必可視作“自己人”。
    中共對於政治術語的使用極為嚴謹﹐某人“原劃右派”可以改正﹐但“右派問題”卻不叫“平反”。其中微妙之處在於﹕改正是對個別被“錯劃”的人而言﹔平反則意味著當初整個運動搞錯了。
    “改正”一詞﹐源於196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覆示>﹕“對右派分子不應當一般地提出甄別平反問題﹐只是對於其中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確實不曾有過右派言論﹑行動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於是﹐1978年的55號文件也就只提為“錯劃了的右派”實行“改正”。子岡﹑徐盈夫婦獲得“改正”﹐蕭乾獲得“改正”﹐原北京大公報大小“右派”均獲“改正”﹐朱啟平在內。
    據1980年的統計﹐全國共劃“右派”552877人﹐99%以上獲得了“改正”。 至此一工作全部結束﹐僅剩96人未獲改正﹐佔原劃右派總數的0。018%﹐即不足萬份之二。99。982%屬於錯劃。中央級的大“右派”不予改正的五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這“是為了證實在1957年確實存在著右派﹐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4)又因此而不叫“平反”﹐因為鄧小平一再強調﹐“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5) 擴大了多少﹖五千倍﹗
    朱啟平錯劃“右派”實行“改正”了。可是他在報社的境況依舊。期間有朋友約請他辦一個中英文的文摘刊物﹐經過一段時間奔走已有眉目。但向其主管請示時無論如何也得不到諒解﹐於是這一能夠發揮他才具的工作終於沒有幹成﹐這在他心中不能不留下一個陰影。因為原計劃該刊物“是要把全國報刊發表的重要文章﹑山川風物﹑人文歷史等等經過精選精編﹐圖文並茂以中英文對照﹑精美的印刷在港出版﹐籍此增進外國人士及華僑對中國的了解﹑認識﹐有利於改革開放事業和凝聚廣大僑胞的民族力量﹐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6)動機是無可挑剔的﹐天時地利也是有的﹐所欠的就是一點人事關係了。
    西方諺語云﹕是金子總要閃光。朱啟平終於再次得到施展才幹的機會。
    那是1979年10月16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幫”三週年零十天的日子。香港大公報頭版頭條刊出“本報記者朱啟平巴黎十五日專電”﹐報導“華國鋒總理今天上午到達他訪問西歐之行的第一站----巴黎進行國事訪問”的消息。
    當時的華國鋒被稱為“英明領袖”﹐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職。朱啟平以64歲的高齡﹐充當中共最高領袖的出國隨行記者﹐堪稱殊榮。以往只有新華社可以派出隨行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而且通常記者不在所發電訊中署名。華此次出訪﹐歷時二十多天﹐行經法國﹑西德﹑英國和意大利。朱啟平全程隨訪﹐發電訊二十篇﹐通訊一篇﹐結束時寫了<華總理訪問四國的成就>﹐刊於11月6日香港大公報頭版頭條。
    值得引述的是首段﹕
    “在水鄉威尼斯的碼頭上﹐當我們正在等待汽艇的時候﹐遇到了意大利記者喬 . 羅迪。周總理生前最後的一張最為人們所熟悉的照片﹐坐在沙發上﹐身體已經很衰弱了﹐然而雙目炯炯﹐堅毅之氣﹐溢於眉宇﹐就是他拍的。”
    這段文字就全文而言也許並非必需﹐但它既包含意中友好的意蘊﹐又反映出朱啟平對周總理的懷念﹐而此種懷念可謂人同此心﹐大陸﹑港澳均然。另外﹐也可見朱啟平事前功課做得很足﹐就像<落日>裡寫海爾賽的白馬一樣﹐手到拈來。
    文中﹐朱啟平肯定華的優點﹐但用語平實﹐恰如其分﹐絕無溢美之辭。
    其時正當大陸改革開放之初﹐西方世界的真實面貌遠未為國人所知。故朱啟平在通訊中對西歐四國值得借鑒之處作了忠實報導﹐長篇通訊<西德三十年>可見一斑。
    該文刊於80年4月3日﹑4日兩天的香港大公報。文章追述了華79年訪問慕尼黑時的情景﹕
    “在一家大百貨公司的樓上一角﹐佈置了一個小客廳與廚房﹐裡面坐著一對年輕夫婦﹐還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客廳陳設並不十分講究﹐廚房設備一般﹐按西德的生活水平是屬於中等的﹐然而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已經十分富足了。慕尼黑屬巴伐利亞州﹐該邦經濟交通部長在百貨公司現場歡迎華主席時講了話﹐介紹一個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這個客廳﹑廚房﹐是他講話的插圖說明。”
    四口之家只有丈夫工作﹐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如想買一台彩電﹐需要三個工作週﹔買一輛汽車﹐要二十個工作週。朱啟平以那位部長介紹的數字說明“西德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而這只用了三十年時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於49年﹐並且“是在被稱為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廢墟上產生”如斯奇跡的。
    朱啟平論述了“他們為什麼能飛速發展”﹐認為最重要的﹕
    “是由於西德人民﹐舉國上下安定團結﹐運用先進科學技術﹐辛勤勞動﹐努力建設﹐三十年來西德的政局是穩定的。”
    他此行最重要的作品是<偉大的平凡>。孫探微回憶道﹕
    “1979年﹐作為記者團的一員﹐啟平採訪了華國鋒訪歐之行。在巴黎期間﹐啟平決定去瞻仰法國反法西斯英雄戴高樂將軍之墓﹐觸景生情﹐寫了一篇名為<偉大的平凡>的文章﹐在<人民日報>﹑香港<大公報>及<中國建設>雜誌法文版刊出。在北京臥病的名記者彭子岡﹐看了這篇文章之後﹐寫信給啟平說﹕‘我讀了不止十遍。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此文表達了百姓心中的一種價值觀﹔真正的偉人不是高高在上﹐享特權﹐而是一輩子置身於群眾之中﹐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傑出政治家﹐他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豐功偉績﹐永遠是法國的驕傲﹐受世人尊敬。這篇意義深遠﹑文字優美的抒情散文已被選入香港新亞洲叢書<中國當地新聞文學選>。”(7)
    茲將此文轉錄如下﹕
   
   偉大的平凡
   -------科龍貝行遐思
    汽車停在從巴黎去科龍貝---雙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門前﹐我們下車選購了一盆潔白的菊花﹐捧上車﹐繼續這往返千里的旅程。
    車在田野間平坦的公路上疾駛。十月中旬的這一天﹐秋陽朗照﹐法國的農村﹐恬靜美麗。地裡莊稼已經收割﹐不時看見獵人攜槍漫步搜索﹐一條小狗前後歡奔。莊稼地裡和邊緣上的丘陵叢林中﹐不知哪裡會竄出一隻野兔來哩。
    然而﹐我的思緒不太能夠使我欣賞田野風光﹐上了年紀﹑生於憂患的人﹐看見這種安適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產生對比。更何況我們此去是專程瞻仰戴高樂將軍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樂將軍的名字﹐早在抗戰初期﹐在四川重慶。那時我在報館工作﹐天天接觸到國內外戰局的發展﹐祖國半壁河山﹐淪於敵手﹐前方節節敗退﹐後方物價飛漲﹐和謠蜂起﹐人心浮動。而同時抗戰的烽火遍地燃燒﹐越燒越旺﹐鼓舞全國人民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在歐洲﹐希特勒侵佔波蘭﹐在積極準備後﹐突然發動西線戰事﹐以強大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法國軍方昏庸無能﹐指揮失當﹐兵敗如山倒。巴黎的政府驚慌失措﹐屈膝求和﹐在維琪成立貝當政府。半個法國被納粹佔領﹐另外半個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個陸軍部的副部長﹐毅然決然﹐挺身而出﹐高舉民族抗戰大旗﹐發動“自由法國”的抵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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