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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十四 “引蛇出洞”


    朱啟平一家的厄運源於上述波﹑匈事件的影響﹐更精確地說﹐是由於毛澤東與當時中共領導層多數人對事件起因看法有別。後者持“兩點論”﹕一是承認波﹑匈兩國“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積極性受到了破壞”﹐故對政府不滿﹔再則強調匈牙利(及波蘭)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以致在1956年10月間很容易地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這是著名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說法﹐該文根據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寫成﹐發表於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
    但毛則只著眼於事件的“反革命”性質。在此前的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是這樣分析的﹕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1)

    毛說這些話距中共八大閉幕不過一個半月光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企圖借波﹑匈事件推翻“將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八大路線。
    八大是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的。當時波茲南事件已發生。一向穩健﹑務實的周恩來曾針對毛當時的“左傾”經濟方針﹐從中吸取教訓﹐指出若“不適當收縮會影響貨幣﹑物資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茲南事件。”(2)劉少奇﹑陳雲﹑鄧小平都支持他這種“反冒進”的主張﹐而並沒有據以強調必須大抓階級斗爭。
    事實上﹐55年肅反後﹐大陸政治氣氛一度較為祥和﹑寬鬆。毛所說56年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普通人似乎感覺不到。以朱啟平身處的北京來說﹐和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一樣﹐元旦剛過﹐廣大工商業者就紛紛敲鑼打鼓慶祝“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中藥店老闆樂松生﹐手持大紅喜報登上天安門向毛報喜(“全行業公私合營”)﹐他後來被任命為叨陪末座的首都副市長。
    與此同時﹐位於北京鬧市的東單體育場外牆上的標語﹐竟是“姑娘們﹐打扮起來吧﹗”(3)
    在這種主流氣氛下開幕的中共八大﹐以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名垂史冊。大會通過的決議確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因此黨的工作重點要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劉的政治報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前進(周的發言)﹐和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鄧的報告)。
    毛將這一切視為自己的領袖權威受到挑戰﹐決議墨跡未乾﹐他就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的提法不妥。他處心積慮伺機推翻它﹐以求重佔上風。他決不容許自己的領袖權威受到任何挑戰。匈牙利事件便成了他重又強調階級鬥爭的口實﹐到11月中旬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他“引蛇出洞”的想法已經形成了。
    此期間﹐被毛視為鬥爭對象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包括朱啟平這樣新聞觸覺靈敏的資深記者﹐都還沉醉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和煦春風中﹐不知劫難之將臨。
    上述方針簡稱為“雙百方針”﹐是毛於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的﹐但最早公開見報是同年5月26日﹐報導中宣部長陸定一在懷仁堂講話時向兩千名科學﹑醫學﹑文藝界的專家宣佈﹕“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並且說這“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
    在此之前的1月間﹐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作了報告﹐肯定“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報告和陸定一的講話﹐“使許多知識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種新的空氣﹐頗覺興奮”。(4)
    但正如事隔一年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1957年2月發表)一文中所說的﹐周恩來的報告固然令人鼓舞﹐﹐其後提出的“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可是知識分子中“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總之﹐“對這方針不太熱心﹐等著瞧瞧再說的人似乎並不少”。
    為此﹐毛親自出馬﹐從57年2月27日他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起﹐大力推動鳴放﹐即引蛇出洞。在這個會議上﹐他“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講話﹐從下午3點講到7點﹐講了四個鐘頭。”(5)
    3月12日﹐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接著在4月間﹐人民日報發了一組共六篇社論﹐配合毛的上述兩篇講話﹐鼓吹鳴放。
    4月30日﹐毛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見報前一天﹐作了引蛇出洞的最後一次努力。他在節日焰火照耀下的天安門城樓上﹐向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娓娓而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經毛率先垂範﹐從5月8日起﹐“引蛇”行動改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個省市黨委實施﹐前者邀集的座談會層次最高﹐參加者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到6月3日止共開會十三次。許多應邀出席者為毛及中共的言辭所感動﹐紛紛進言﹐直陳衷曲﹐幫助中共整風。結果全部掉進了毛的圈套。(事實表明﹐費孝通上文所言並非過慮﹐費本人亦主要因該文被劃為大“右派”。)
    5月15日﹐即第六次座談會舉行的當天﹐毛就下決心翻臉了。他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幹部閱讀”(6)。文中稱“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還說﹕在整風運動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鱗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由此可見﹐“引蛇出洞”是毛的既定方針。
    對此﹐中共理論家﹑現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兼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的許全興認為﹕“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和黨中央下了反擊右派的決心﹐但這篇文章黨外人士並不知道﹐所以許多人在5月15日以後繼續大膽鳴放。”(7)
    他以所謂三大“右派言論”為例﹐其出現時間依先後次序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都是5月15日之後﹐在上述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講的。(8)
    毛上述文章下發後﹐各地黨委立即進行部署。據有關資料﹐“在‘反右’開始前夕﹐(中共)北京市委召集清華﹑北大﹑北師大和北農大四所大學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鳴放’的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最後著重交待說﹕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不夠。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9)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拉開了全國性反右運動的大幕。同日﹐毛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7月1日﹐毛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了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指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在整風鳴放中“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又斷言“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聯盟”。
    針對當時這篇雷霆萬鈞的御製反右檄文﹐許全興的研究結果稱﹕
    “毛澤東對形勢的這種估計和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應當說﹐當時中國的春季總的來講並沒有形成黑雲亂翻的局面。有沒有陰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沒有黑雲﹖肯定也是有的﹐但並非毛澤東估計的黑雲亂翻﹐不過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飄過幾團烏雲而已。章伯鈞﹑羅隆基兩人長期有隔閡﹑矛盾﹐很難說有‘同盟’。至於把兩個民主黨派向黨提意見打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質更是錯誤的。”(10)
    事實上﹐據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回憶﹐當時就有一些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從一開始就對反右表示不滿﹐有的甚至表示抵制或反對。(11)
    但毛一意孤行﹐繼續將其自詡的此一“陽謀”(12)實施到底。7月9日﹐他在上海宣稱﹐右派大學生“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金口玉言﹐比例一出﹐各地照辦﹐而且層層加碼﹐寧枉毋縱。據中共官方數字﹐最後共劃了55萬名右派。(13)
    以當時大陸約有500萬知識分子計算﹐其中一成左右陷入“陽謀”羅網﹐淪為“賤民”一族。朱啟平不幸在內。
   
   基於家庭出身﹑工作經歷等原因﹐他在中共整風之際﹐自然清楚“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道理。何況行政上他屬香港大公報編制﹐並非內地職工﹐僅由北京大公報代管而已。故完全可以不介入北京大公報 的整風運動。
    沒想到﹐一位盛意拳拳的共產黨員使他改變了初衷。那便是時任北京大公報中共黨組書記兼總編輯的袁毓明。
    袁是“參加革命十九年﹐入黨十七年”的老幹部﹐54年加入大公報。因出身於富農家庭﹐故一直被排擠。他早就領教過延安整風的厲害﹐深知其使許多人至今“抬不起頭來”的手段。但他此次身為大公報整風領導小組長﹐不得不在其位謀其政﹐動員屬下參加鳴放。
    他以個別談心的方式聽取朱啟平的意見。盛情難卻﹐朱啟平遂敞開心扉﹐坦誠提出﹕“報紙應更多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袁深以為然﹐建議他寫成小字報張貼出來。
    朱啟平胸懷坦蕩﹐一心搞好報紙工作﹐並無他意﹐便依其所矚照辦。不料種下禍根﹐後來被上綱上線至嚇人的高度。
    就在他參加鳴放的幾天後﹐政治風雲驟變。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宛如晴空霹靂﹐把“許多人都嚇得失魂落魄”。(14)閱歷豐富的朱啟平亦不明所以。
    7月1日﹐中共建黨三十六週年﹐朱啟平的老同事徐鑄成﹑老朋友浦熙修竟被推上政治刑場“祭旗”。
    8月1日﹐他在大公報的老同事﹑名記者子岡﹐被人民日報和大公報同時點名批判﹐罪名包括“特別強調反映社會的陰暗面”及講過“最不喜歡解放後這一系列的運動”﹐等等。
    8月17日﹐另一位原大公報名記者蕭乾﹐亦遭人民日報和大公報同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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