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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十三 麗日寒流


    1953年7月27日﹐韓戰和談結束﹐雙方在三八線附近的北韓板門店簽字。(1)
    朱啟平在朝期間正如孫探微的回憶文章中所寫的那樣﹐“那時實際上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朝鮮每時每刻都有被炸彈擊中或機槍掃射的危險。他在朝鮮一直忘我地工作﹐給同行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他的領導是廖承志。我在北京生第四個兒子時﹐啟平還在朝鮮開城。”
    “回京後﹐啟平任香港<大公報>駐北京記者﹐不時去東北﹑福建僑鄉等地採訪。那時四個孩子還小﹐啟平每晚必到孩子們的床邊﹐繪聲繪色地講一段<西游記>或<水滸傳>的故事。”(2)
    應中國新聞社邀請﹐朱啟平對僑鄉作了系列報導。中新社由中共華僑事務委員會主管﹐專責向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宣傳大陸建設成就。僑委主任是何香凝﹐實際掌權的為其子廖承志。廖也是中共主管港澳事務的最高官員﹐香港大公報即在其轄下。

    上述報導見報最早的是人物通訊<碩果滿樹話潮柑>﹐刊於54年2月15日香港大公報第5版﹐文末註明發稿日期為1月6日。它比較特別的是標題旁有四行提要﹕
    “廣東普寧縣種柑能手黃美深﹐一畝地種出九千斤潮州柑。今年他家估計種柑可以收入三千萬元。準備買牛﹑買農具還買肥料﹐有剩的就存入信用合作社。”
    文中還有四個小標題﹕<在柑子之鄉>﹑<勤勞的種柑能手>﹑<每畝產柑九千斤>和<買耕牛﹑農具>。
    上面說的黃家年收入三千萬元是舊幣﹐即等於新幣三千元﹐屬高收入。當時一個中專畢業生年薪五百一十元。
    文中對黃有一段肖像描寫﹕
    “一身黑褲褂﹐戴一頂很有年代的淡黃色氈帽﹐削瘦然而很結實的中等身材﹐很像齊白石一筆鉤成的枝葉蒼翠的老藤。”
    後面有一段寫道﹕
    “從柑田裡走到黃美深家不過半里路。五福嶼村是緊緊一簇簇瓦房組成的。我們轉入一條小巷﹐跟著回來的小孫子一溜煙先跑了﹐原來他是為客人清道﹐前面有一隻隻胖得像圓球的小豬正擋著道。孩子過去一轟﹐小豬撒腿就跑﹐跑不久就若無其事地擺動小尾巴到處用鼻子嗅。我一數﹐十一隻。到黃家門口﹐一隻滿身黑白斑點﹑雙頰鮮紅的鴨子(當地稱為番鴨)側著頭細細地看我們進門。坐下不久﹐一隻大花公雞帶了三隻母雞。踱著方步走來巡邏。接著一條毛色發亮的黑狗大搖著尾巴﹐搖得連腰身都在動﹐也跑來見客﹐很客氣地把新來的人都嗅了嗅﹐主人雖在叱狗趕雞﹐牠們都賴在那裡不走﹐仿彿在留戀什麼﹐又想在表達什麼似的。”
    這一幅真實的六畜興旺的風情畫﹐反映了當時一個勤勞致富的典型。人們可以從中看到農民經濟翻身的縮影。
    另外一篇<李昌松的故事>﹐寫的是農民的文化翻身﹐刊於54年3月4日至6日香港大公報第6版副刊<新野>上。
    該文開頭有段引言﹕
    “廣東揭陽的官碩鄉﹐有位農民詩人李昌松。我曾在春節前去訪問過他。他談的不是他的詩﹐而是新中國農民當家作主的積極精神和他們對於文化的熱烈要求。”
    文章以李昌松自述的第一人稱筆法﹐記下了這位“四代單丁無寸地”的農民﹐如何從用“歌仔”(民歌)形式寫稿控訴地主開始﹐逐步成長為會編劇﹑會演戲並自搭戲台開文藝晚會的業餘文藝工作者。
    再一篇題為<澄海鄉長余錫渠>﹐記述了一位廢寢忘食的實幹家﹐如何親力親為﹐帶領該縣幹部和農民興修水利﹐抗洪搶險﹐改良沙田﹐使全縣糧食生產逐年提高。此文刊於54年5月8日香港大公報第2版。
    同一時期﹐他還到過福建泉州﹐採訪全國最傑出的木偶頭彫刻家江加走。這位民間藝術家時年八十四﹐入行72年﹐不知刻了多少頭﹐將他父親傳下的技藝發揚光大﹐令人嘆為觀止。在朱啟平筆下﹐這位大師級的巧匠的生動形象躍然紙上。
    以上幾篇通訊表現手法不全相同﹐但朱啟平都花了不少心血。他已有兩年多沒有發表作品﹐現在有機會重操舊業 ﹐當然精心構思﹐跟沒有忘記他的讀者再續前緣。
    對於他在朝鮮時期的工作態度和表現﹐廖承志曾給予誇獎。返京後﹐周恩來曾親自聽取他的彙報﹐這都使朱啟平從中得到更加奮發的動力。
    此期間﹐大陸曾於54年發動批胡適﹐隨後是“反胡風” 和肅反運動。
   身為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的作家胡風因言獲罪﹐55年5月16日被捕入獄﹐其妻子﹑朋友﹑學生以至讀者共2100餘人受株連﹐內92人被捕。所謂“罪證”﹐有的只是一封私人書信﹐有的是一句同情胡風的話。
    由“莫須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引申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量存在的估計﹐55年7月1日肅反運動大張旗鼓地在全國展開﹐所有機關﹑團體﹑學校﹑企業及部隊無一例外﹐歷時一年。運動中立案審查了140餘萬人﹐查出現行反革命犯3800餘名﹐不足0.3%﹔加上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總計為81000人﹐亦不足6%。其餘130多萬人都是肅錯的﹐佔94%強。全屬知識分子。
   也許因為朱啟平隸屬於境外機構香港大公報﹐他在肅反中沒有被觸及。但他的大公報同事有人挨了整。
   
    此時大陸的大公報早已面貌全非。重慶大公報於51年12月12日宣佈為公私合營﹐後改名為重慶日報﹐成了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天津大公報先改組為進步日報﹐至53年初與上海大公報合併﹐定名為大公報﹐屬公私合營企業﹐在天津出版。原在上海的編輯記者俱調天津。原進步日報宣佈取消。新的大公報作為全國性的財經報紙﹐重點是報導財經新聞和國際問題。朱啟平當時與之關係不大。
    1955年大陸還進行了一場比肅反規模大得多的政治運動﹐那就是農業合作化。它改變了五億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土改後三﹑四年來他們名下的那片土地和大牲畜﹑樹木等都改姓“公”﹐說是從此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實際上陷入一起貧窮的“大鍋飯”苦海中。像黃美深這樣勞動致富的個體戶大有可能被扣上“新富農”的帽子﹐再不會作為正面典型在報上宣揚了。而余錫渠這樣埋頭抓水利﹑管生產的務實型幹部亦已落伍﹐要讓位給以整人為能事﹑專門抓階級鬥爭的黨官了。
    於是﹐朱啟平的採訪任務隨之改變﹐他奉命採寫“從台灣駕機起義的飛行員”。
   他先後寫了三篇﹐分別發表於55年8月21日﹐10月15日至21日﹐及56年2月11日的香港大公報。
    此期間朱啟平還奉命採訪了曾任蔣政權高官的翁文灝。
    前已提過﹐翁是國際知名的地質學家﹐30年代被國民黨延攬入閣。他任行政院秘書長時﹐朱啟平作為平津學生請願代表曾與之打過交道(36年)。48年4月翁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長﹐同年11月辭職。翌年兼任總統府秘書長。他以學者從政﹐始終與國民黨當局有所不合﹐故蔣政權遷台後他即與之分道揚鑣﹐逕赴法國重操本業﹐其間美國曾以高薪延聘之﹐他未接受。51年3月﹐他放棄在法的優厚職位回到大陸﹐意在為祖國建設貢獻所長。中共的全國政協將之增補為委員﹐但一直未予重用。
    50年代中期﹐北京當局出于對台“統戰”的需要﹐一再讓翁亮相。朱啟平遂向翁作專訪。問中如實報導翁嚮往“新中國”﹐寧可放棄美﹑法的高薪聘留。不料在<中國建設>刊出時﹐卻被“上頭”擅加改動﹐說翁是在國外“走投無路”才歸國的﹐而中共則不究既往(指翁曾在舊政權任高職)﹐寬宏大量地予以收留云云。
    對此﹐朱啟平感到完全無法接受。因為這樣篡改﹐根本背離了事實﹐違反了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對於翁文灝這樣一位年逾花甲的愛國科學家的人格﹐更是莫大的侮辱。但胳膊扭不過大腿﹐他不僅未能說服“上頭”作出更正﹐更因此種下了一條禍根﹐成了57年他被劃“右派”時的罪狀之一﹐容後另表。
    其時﹐那份“作為全國性的財經報紙”的大公報已自津遷京出版。在中共的金科玉律限制下﹐它辦得死氣沉沉﹐但訂數卻頗為可觀。因為它屬“全國財經幹部所必讀”﹐無論大小財經單位﹐包括各地的銀行﹑儲蓄所﹑信用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黨政機關的財經部門﹑科室等﹐都必須用公費訂閱。大陸兩千多個縣﹐下面還有區﹑鄉﹐衙門多如牛毛﹐這樣總合起來﹐其數字不在小。所以﹐朱啟平的舊同事﹑原大公報地下黨員李純青(53年1月起任大陸大公報副社長﹐54年10月改任中共治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副主席)﹐僎文回憶該報當時情況時曾寫道﹕
    “從新聞信息﹑評論指示到廣告發行﹐全然無憂無慮﹐營業由虧損到盈余。大公報繁榮了。”(4)
    其實﹐這種繁榮全靠公帑支持﹐更不表明它受讀者歡迎。對於它辦成現在這樣子﹐朱啟平和他昔日的老同事徐盈﹑彭子岡夫婦等人都很有看法﹐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可奈何。
   
    至55年底為止﹐朱啟平自朝返京重任記者這兩年半﹐見報的署名通訊共十餘篇﹐遠少於在美的兩年半﹐亦少於重慶時期。但比起不少老記者已算好的了。而且﹐就他本人來說﹐他已無保留地盡了力了。
    他是一個好記者﹐也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工作中或有不如人意之處﹐家庭則始終親愛﹑和睦。一家六口﹐其樂融融。
    可是﹐家庭小天地外面的大千世界 似乎不那麼祥和﹑安寧。1956年到了。按毛澤東的說法﹐該年為“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5)
    所謂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指的是赫魯曉夫在56年初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和波﹑匈事件。
    赫魯曉夫這篇題為<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準確地說﹐是在2月24日二十大閉幕後的當天午夜至25日凌晨作的﹐它揭露了斯大林所犯肅反擴大化和破壞民主與法制的種種暴行﹐其整飭異己草菅人命﹐比希特勒尤有過之。(6)報告長達7個小時﹐其間與會者包括所有的代表和新當選的蘇共中央委員無不肅然聆聽﹐報告完畢﹐全場響起“暴風雨般長時間的”掌聲。
    當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對蘇共揭批斯大林表態﹕一方面肯定赫魯曉夫敢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擔心它會給資產階級提供反共借口。(見當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更認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錯誤。
    但原受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反應則大不相同。曾被斯大林指令解職且分別開除波﹑匈黨籍及入獄的哥穆爾卡﹑納吉﹐於7月﹑10月間先後獲平反﹐並激成事變﹐即上述波﹑匈事件。
    此前﹐6月28日波蘭爆發波茲南事件。事緣“波蘭當時面臨的經濟危機和人們對政府的普遍不滿﹐使得一家機械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引發了對政府機關的衝擊﹐波蘭軍警進行鎮壓造成了數十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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