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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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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莫非改姓赵克伯格啦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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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会否产生第二个毛
·中国啥时候能实现民主
·于丹这样的脑残表现虽精致
·言论阉割 善意的批评
·王朝末期任何专制独裁者的蹦达
·事实上深圳是邓小平的儿子
·不受极权染指的民主圣地台湾
·没有找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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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一个53年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曾令一》

原标题《超越自我 反思在一九八七/曾令一》
   当海啸来临之前,潜流早已涌动
   不久前,贵州省青年文化学会秘书长田原女士约我写篇文章,作为对学会二十周年生日的纪念。
   往事如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还是前事为师启发来者呢?总之一个人的一段人生真实或许能从细微处烛照一个民族一段岁月的真实。

   一九八六年十月某日,贵州社科院的一帮学术活动上较活跃的中青年同事被通知来到共青团贵州省委大楼会议室参加省青年文化学会的成立大会,其中有王鸿儒、徐新建、潘年英、黄晓众及本人等七、八人。会议室内坐满了当时贵州省社科界、文化界、各高校一批中青年文化活跃分子及名人如时任贵州《山花》杂志主编、小说《蹉跎岁月》的作者叶辛先生,其它还有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叶小文等。经过主持人安排既定如仪的程序,贵州青年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并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及首届理事会。叶辛当之无愧成了贵州省青年文化学会的首任会长,我则“稀里糊涂”成了首届理事会的理事。之所以觉得“稀里糊涂”是自己既没有报名也没有得到哪位同事或与会者提名我作为候选人,却被主持者作为理事会成员名单要求与会者鼓掌通过。为此,还衍生出一九八七年一月我给叶辛会长写了一封请辞理事的书信。其理由就是没有选举就当上了理事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这也足见我这个人之迂腐不明“中国特色”之变通。当然,主因还是我个人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因涉外婚姻在人治干扰下没有得到依法批准而产生了消极抑郁的情绪有关。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提出“辞职”被批准以“调离”而缺少相关配套手续的方式离开贵州社科院,由于计划经济的单位所有制及配套政策尚没有解体,虽然我国正式记载辞职下海第一人是1989年,我大概在1987年就已体会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仃洋里叹零仃”那身无半文、心如浮萍的“下海”滋味。所幸当时我的不少同学、师友对我伸出援助之手至今还难以忘怀。在那飘泊的日子我一边忙于找寻合适工作一边反复思考,认识到个人的应属合法的涉外婚姻得不到批准和理解是和“文革”虽然结束但“极左”思潮仍然蔓延,社会法制不健全及计划经济的体制有密切关联,虽然我凭着年轻意气用事使一桩跨国姻缘消解于无形之中,给双方带来难以抹平的创伤和痛苦,但是我今后不仅要为个人的遭遇争取社会同情和公正解决,更要为中国的大多数人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春天尽快到来,使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法制的保障,不再因体制、旧观念及人治的干扰带来遗憾及不和谐的矛盾。于是,我在把个人涉外婚姻遭遇写下的同时,也写下了对执政党指导、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现代转型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期望。时间定格在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在北上途中以信件邮递方式将个人署名的申述及没有署名分八个小题目的期望建言寄给当时国内一家知名的青年媒体。其实当时的思考甚多,因曾在广州中大就读受广东民俗以“8”为吉利,自己也不能免俗,归纳为八个小题目:即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建设、党与现代国家政体、党与民主党派、党与人民群众、党与社会改革、党与民主自由、党与法治。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风起云涌,回望这些文字,一是认为当时思考论说还是浅尝辙止,尚欠系统;二是对照今天发展的现实,面对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有一种令人心痛的危机感;三是当时担忧的某些事情终于没法消弥成为压在国家民族心中之痛的“悲剧”,至今还成为不能凝聚党心、民心、人心,尚待历史客观评判的事件;四是当时写作匆忙,不少文句语词不畅、言不达意,但总体还是表达了基本意思。为此,我想负责任地引用当年原文并站在回顾既往的角度加以评说和表达新的认识,以免误导读者。
   我在(1)党的历史使命中指出,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现阶段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这就是必须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如果共产党不以奋斗精神完成历史使命实现自身的光荣消亡,就会走向另一种反面——蜕化变质,为新的政党提供前车之鉴。历史证明,没有宏大眼光,不能励精图治的任何政党、集团,尽管曾经风云一时,都会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
   今天有不少人会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是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到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古希腊有柏拉图,古中国有孔子,古印度有释伽牟尼,都用不同的名词阐述创造了“理想国”、“大同社会”、“涅盘”极乐世界的乌托邦呢?毫无疑问,两千多年前人类文明进步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其思想者、哲人们创造的乌托邦就是试图指引人类在黑夜里前行的“火把”、“明灯”,只要是人类而不是兽类就一定会有精神性的理想追求。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说,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仰望天空的人。如果大家都只盯着脚下、眼前“以钱为纲”,无异于倒退到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如同“行尸走肉”。但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政治集团一个执政党来说,不高举具有精神价值追求的理想主义旗帜去引导追随者在现实中奋斗,无异于自动宣布退出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舞台。
   请问,难道不是代表国际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布什以高举西方“民主”、“人权”的价值理想大旗在东欧、中东、中亚推进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冲击、瓦解传统的秩序和势力,以获取国际金融、能源、军工等寡头集团扩张的“通行证”?这就是“布什主义”的实质。当今世界上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高举某种价值理想大旗去为少数人或多数人争取现实利益开道。难道伊朗从霍梅尼到内贾德等不是以高举伊斯兰传统的原教旨价值理想大旗去对抗西方“民主”、“人权”的价值理想大旗下国际资本扩张对其民族和现实国家利益的冲击?
   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如果放弃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主义大旗,背弃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蜕变为“全民党”、“特权党”必将丧失其代表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否定其自1921年建党后百折不挠的奋斗历史。现阶段的中共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高举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继续引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表明,任何种族、民族、国家、社会、团体、族群、家庭、个人,只要放弃励精图治、耽于安乐、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就会蜕化变质,失去生存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指出,“戌卒叫、函谷举”,秦王朝一朝覆亡其祸首是“灭秦者、秦也”,实现中国首次大一统的强秦、暴秦只传承了短短二世,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不到15年。
   而前苏联的解体、前苏共的解散更是当代上演的一出“国际悲歌歌一曲”,一个有着2亿多人口的大国,二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旦夕之间,顷刻瓦解;弹指挥手、一朝覆亡。是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的成功?是苏联的发展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全球一体化的潮流?是“天灭苏共”?不是,这些都不是本质要害问题。否则,你怎么解释苏共早期布尔什维克只有20万党员却可以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联,而刚诞生的苏联遭到英、法等十一国武装干涉却越来越强大,最后到冷战时期成为和美国不相伯仲、不分上下的超级大国?你又怎么解释苏联和美、英、法等国共同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受到东欧、亚、非等国家人民、世界上许多受老牌殖民主义剥夺要求民族、国家独立自由的人民的欢迎,以加入苏联阵营或得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援助为荣?即使苏联东欧阵营的一体化解体,以西欧共同市场为基础在协商、自愿、交流为原则推进的欧洲一体化不是发展得蓬蓬勃勃?从经济、文化,向政治一体化全面发展的新欧洲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预示着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历史选择——全球化的不可抗拒(人类的思想家、哲人们预见的乌托邦“天下大同、四海一家”也如此不可抗拒)。因此,当年苏联、东欧阵营的一体化也并没有违反人类一统的发展方向。“天灭苏共”更谈不上,中国有句老话叫“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自然,对以民为本受民拥护的统治者及残暴腐败不受人民欢迎的统治者都是一样,其上台与倒台均是各自所为造成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因缘所致。
   而苏联、苏共的解体、解散,根据今天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总结是“垄断了经济、政治、思想造成的后果”。实质就是苏共全面、彻底地蜕化变质,其思想、体制、政策、措施等一系列行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苏联人民、世界人民利益,对内推行了维护特权阶级利益,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不平等政策,对外干涉歧视同一阵营的盟国,强制推行为苏俄谋利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侵略行径。这种内部的蜕化变质是和斯大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践踏苏共党内民主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推行领袖个人的集权专断的斯大林主义分不开的。仅三十年代末苏共号称“胜利者大会”的十七大选出的190多名中央委员就在任期内不经任何公开的法律程序被杀被关被清算达三分之一,计60多人,斯大林用集权恐怖手段建立以他个人意志为权威的苏共一党专政的同时,又从上自下、从党内到党外推行一套等级特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利益相应分配制度,彻底破坏马克思、恩格斯为反对资本垄断而倡导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价值。围绕着以少数苏共政治局成员为核心的特权利益集团而新生的大大小小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利益集团实际上演变为新的压迫者阶级,严重脱离苏共中下层普通党员、干部、与广大苏联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内部出现被禁的《新阶级》一书全面客观地描述苏共上层特权利益集团是如何占尽享有各种社会特殊资源,作为对等级特权制度供应特供品的“小白桦”商店是怎样被苏联人民憎恨和冷漠的,苏联享有特权利益的新阶级“贵族”们是怎样过着超过西方资本家百倍、千倍骄奢淫佚的生活的。
   同时,苏共推行高度中央集权僵化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苏联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创新能力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被压抑和萎缩,工业化向重工、军工方面畸型发展,人民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紧缺而经常怨声载道,而且得不到正常疏导和渲泄就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和镇压。国内各民族的加盟共和国更是被苏共以“大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来抑制要求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呼声。以致于连接替勃列日涅夫上台具有改革思想的苏共首脑安德罗波夫(前克格勃头子)在克里姆林宫内叹息,苏联人民要享有欧美西方人民那样的民主生活不知还要等多少年(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00年某期头版文章)。当然,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安德罗波夫没有想到,仅仅在他逝去十多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民和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导火索,来自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1989年末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要求退出苏联开始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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