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曾节明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曾节明文集]->[陈泱潮《特权论》的局限性之二]
曾节明文集
·习近平的“反腐”大清洗很有可能成功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性和运势
· 中共的命性和运势
·经济繁荣遮不住李光耀的独夫民贼本质
·习近平“反腐”的实质和前途
· 李光耀与蒋介石的比较
·中道即正道——解读徐文立(之一)
·中道即正道:解读徐文立(之二)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 东北经济的加速滑坡,充分暴露了“邓计生”的无比荒谬性
·中共不可能真学新加坡模式
·中国的症结是专制,习式反腐只会使专制更高效,更彻底
·东北“人少致贫”的事实,充分暴露了“邓计生”的无比荒谬性
·计划生育理论的根本谬误
·计生维护者巨谬之一:混淆资源和财富的概念
·以减少人口数量的方式来提高人口素质,是南辕北辙
·世间不存在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所谓资源和环保依凭,根本站不住脚
·只需三项政策,可让清明上河图式繁荣在中国全面再现
·解读徐文立(之三):徐文立体察儒家安邦思想的不足之处
·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解读徐文立(之五):徐文立对满清“尊儒”的误读
·解读徐文立(之六):徐文立对满清“经济成就”的误读
·“邓计生”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中国二十年内的大趋势
·兴衰成败天注定
· 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为什么会在北宋之后转移到长江流域至今?
·改朝换代的天意体现在何处?
·纪念“六四”是为了胜利
·尊崇理学导致的外交僵硬,是中国三次亡国的要因
·将来推翻中共的,会是什么人?
·警惕中共当局利用“港独”破坏香港民主化
·再探宋教仁案暨其启示
·倾覆中共政权的方式
·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
· 洪秀柱的启示:重建大陆中华民国是推翻中共后的上上选
·6月18日,中南海狙击香港民主化战役遭遇滑铁卢
·试看相:从曾国藩到洪秀柱(修正版)
·由满清灭明战略看中共对台战略
·台湾的统独选项暨中共对台战略前瞻
·由刘邦、朱元璋、吴三桂、洪秀全等之成败看颠覆中共政权之道
·生存才是最高的“天理”
·蓝营二十年内仍占优,洪秀柱有胜机但需调整
·中国今后五十年的趋势:合久必分,最终联邦制
·理学无道,滥杀造业,历史报应几人能参透?
·同性恋者应保护但不宜鼓励
· 为什么中国人中恨恶本国传统文化的特别多?
·中共垮台后,惟有国民党能够凝聚起大陆人重新建国
·国民党在台的困境以及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手段
·国民党在台的困境以及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手段(善本)
·2016年的总统选战,是国民党死里求生的荣誉之战
· 极权的主要精神基础:无神论+理想主义
·暴力救市暴露:中共政权依旧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式政权
·暴力救市的中共习政权岌岌可危
·就陈泰和律师被抓,致桂林市国保支队教导员赵柯公开信
· 安大略湖仲夏游感悟:国民党要继承檀香山精神
·无神论是一种愚昧的形而下宇宙观
·攻击“民运组织不民主”是共特的一贯伎俩
·中共国进攻台湾的可能性
·中共对互联网正作重大调整,民运应该及时应变
·以个人私德否定反对派事业,是完全荒谬的
·抗日阅兵仪式的困境,反应出中共不久于人世的前景
·南京国安线人徐不良十九年别动律
· 中共对付反对派的惯用伎俩之三:贼喊抓贼
·本人电脑今天被黑客攻陷
·论建政风水选取:赵构的顺势和蒋介石的逞强
·历史真相远未解密:纳粹飞碟之谜
·历史真相远未解密:纳粹南极基地之谜
·惆怅的圆满——读柴玲自传有感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华势力
·去纽约市两天小记
·天津大爆炸和《开罗宣言》的双双登场预示了什么?
· “六四”学生领袖在屠城中全部幸存是天意
· 八十年代与现今时代异同点
· “八九”民运的策略教训
·习近平当局的“特赦”鲜有意义、毫无诚意
· 习正恩重开“特赦”意欲何为?
·江泽民快了——多位大佬死去是中共快落幕的标志
·体制内谁是敌友?1989年和今天的异同
·为什么毛泽东的流毒远比希特勒的流毒难以清除?(二)
·为什么毛泽东的流毒远比希特勒的流毒难以清除?(二)
· “反法西斯阅兵”的反效果,反映出的中共亡党危机
·对战争罪行的认罪态度,日本为何远不如德国?
· 习近平欲裁撤国保系统预示着什么?
· 由姓名断谁是当年打入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内鬼
·民国复立之兆:“九三”阅兵式搞成怀念民国的民间盛会
·谁是真正的反动派?
·《红楼梦》是一本荟萃东方独特价值的天书
·唯一具体预见中国“六四”之变的预言
·为什么大陆民众仇美远甚于仇俄?
·习近平救垮共产党
·中国的北龙劫运即将结束
·取代中共政权的新政权将是什么政权?
·也谈孤独
·危机深重前所未有,中国亟需废除计生接纳移民!!
·卦象显示“邓计生”必被彻底废除
· 气数衰旺的标志是什么?
·以周易的均衡观看中国历史
·政治人物真面目如何?颅相告诉我们
·台湾大势观察:国民党将持续衰落
·年龄是决定是否被洗脑的最重要的因素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陈泱潮《特权论》的局限性之二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论《特权论》的意义、遭遇和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悲剧

(十九)、《特权论》的局限性之二


   http://www.boxun.com/博讯曾节明文集

   

3、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的专政理论与人的解放格格不入

   陈泱潮准确地看到了中共国的所有病灶所在,也深刻地看到了病根所在,但是他开出的具体药方却有严重的缺点——在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变革!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当年陈泱潮的严重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深受中共的洗脑灌输,当年的陈泱潮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唯一真理,他没有看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哲学门派中的一门,只是一家之言,既算不上科学,更不是“唯一真理”;陈泱潮在为马克思倡扬自由、民主、人权的闪光字句所欢欣鼓舞的时候,他没有看出马克思的主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人的解放”是根本冲突、格格不入的:


专政否定了人权,没有人权就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和自由,民主就是暴政,与专制独裁暴政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因此,专政就是暴政,在暴政下不可能有人权和自由,没有人权和自由,马克思所高唱的“人的解放”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虽然美妙,但却是海市蜃楼,是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一则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二则因为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所以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的社会,不可能兑现马克思所提倡的“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虚假的,当年的陈泱潮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又不能不顺应当时的环境,“打着红旗反红旗”。


马克思严厉地谴责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及种种无人道的现象,表现出社会良知、正义的一面;马克思肯定自由、民主、人权,提倡“人的解放”...这些,都具有进步的精神价值。但是,陈泱潮没有看到: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的理论早已有之,并非马克思的创造,因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意所在。陈泱潮更没有看到,马克思提出的实现目标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共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然造成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结果,“新社会”对人的禁锢和束缚,比“旧社会”还要严酷百倍!“新社会”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也比“旧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管陈泱潮在《特权论》也已经深刻批判了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超级奴役制度。


历史已经证伪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迄今为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已有上亿人被害死!所有进行实践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空前的浩劫。可见,马克思主义实践放之四海都是灾难。马克思创造的理论的实践不仅不能够实现马克思本人追求的“人的解放”,反而导致人遭受更深更大奴役和摧残,这不能不证明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不错,陈泱潮当年是看到了“修正主义”社会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比“旧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敏锐的看到了:“新社会”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比资本家还厉害”,但是陈泱潮却认为这样的恶果是中共、苏共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变修”造成的,这就证明陈泱潮当年根本没有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所在。


陈泱潮这个局限性,也在《特权论》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最能表现这种局限性的,莫过于《特权论》一方面高唱“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面呼喊:“党(共产党)的领导不可不要”(《特权论》第十章第一节),这不能不说是南辕北辙。陈泱潮为何会犯这样荒唐的错误?除了在当时暴政之下自保的意识之外,就是因为当年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专制独裁的体制,正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践的必然结果!陈泱潮在《特权论》中,把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专制独裁恶果,归咎于赫鲁晓夫(同时暗指斯大林、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党变修”的结果,从这个立论基础出发,陈泱潮提倡的民主道路仍然是一条拥护共产党的道路,陈泱潮梦想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一个自由民主的真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进而梦想创造马克思主义民主政党“两党制”的政体......可见,当年陈泱潮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归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陈泱潮当年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新里程碑。


4、 当年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在经济上的大错


《特权论》完全肯定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模式,这说明陈泱潮根本没有看到马克思在经济上的大错:


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观点已经被历史证伪,因为所有坚持公有制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如同一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比较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甚至在某些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占比例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以致英国不得不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推行去国有化经济改革,这才加快了经济增长;法国现在也在逐渐缩减国有经济的比例。五十年代,中共虽然在苏联的支援下,以极端残酷掠夺农民和牺牲国民生活质量的方式短时间建成了一个工业体系,但它却是一个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导致经济增长迟缓,以致于“解放”三十年后,上海社会运转所依赖的建筑,仍然主要是清末和民国时期遗留的建筑,上海普通居民的住房紧张得三代人同居于斗室的地步。中共国有效益的经济发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而“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时代的公有制经济的部分私有化,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部分抛弃。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大肆吹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中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完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中共党章的结果,这对中共的统治,本来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却被中共无耻地盗用为该党“先进性”的证明,招摇过市,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


中共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定的经济成果从反面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至今坚守公有制经济的朝鲜、古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远远落后于周边资本主义国家,到了国蔽民穷的地步,朝鲜更是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由于农业没有效益而连年饥荒,十多年来至今至少饿死了一百万人,整个政权和社会濒临崩溃,全靠中共的扶持和国际援助度日。朝鲜、古巴的窘境,也从正面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实践证明: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仅不如所说的,比私有制生产关系先进,反而远比私有制生产关系更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点的事实是:1978年以前的中国、改革之前的越南、以及所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无一能够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住房和生活用用品匮缺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效益上不如私有制经济。


首先,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不到人的本性驱动力支持。人有自私自利的天性,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优先关注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人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关注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因此,公有制经济体的利益和发展天生不能象私有制经济体那样得到人的关注和支持。在没有突如其来的巨大天灾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的兴衰,取决于人的因素,公有制经济体(企业)由于其公共事务的属性,注定了其“最少受人照顾”,因此公有制经济体(企业)很难兴旺发达。九十年代末,中国绝大部分国企效益低下,超过三分之二亏损就是一个证明,如今破产的国企(有些以“改制”为名贱卖)还在持续增加。


具体来说,一个经济体只能通过责、权、利的关系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公有制经济体却天生无法通过责、权、利的关系,调动企业成员搞好企业的积极性,无论怎么改革,如搞出“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计件工资”或“计件奖金”制度等等,最终都无济于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公有制经济体的体制造成的。


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体只有三种行得通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


企业所有制就是由一个企业的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这种公有制形式的经济体非常罕见,迄今为止只有前南斯拉夫施行过。这是因为企业所有制会导致一个企业的成员强烈排斥“外来的和尚”,因而造成企业的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更新换代;企业管理者由全体职工大会多数票产生又必然造成庸众决策、庸人治厂,因为由群众的数量的多数选出来的人往往是缺乏个性的和事佬,不具备经营管理的才能。这些,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企业所有制经济体内部的激烈的政治竞争会频繁地造成内部混乱,会严重消耗经济体的专事生产经营本职的精力,导致企业成员不务正业。因此,企业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难以实施,只有前南斯拉夫实施过,其他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陈泱潮在《特权论》中所推崇的国企民主管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前南斯拉夫实行过的企业所有制,是一种很难行得通的制度,这是陈泱潮的谬察之处。


国家所有制经济体是最彻底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的最通行的实现形式。因为要让全国的公民民主管理一个企业是不可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只能由政府代管,其管理者由政府官员任命。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官员任命产生,他(她)就会优先对政府官员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因为管理者本人的前程取决于相关的政府官员,而且,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既不归管理者(以下简称经理、厂长)所有,也不归政府官员所有理者,因此,无论是厂长、经理,还是相关的政府官员,对国企的发展都不太可能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迫切热心:对于厂长、经理来说,企业不是自己的,搞好了,利润的大头要上缴国家,自己不能够暴富;搞砸了,反正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损失也不是很大;对于相关的政府官员来说,自己固然有政绩,但是前程更取决于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因为他自己也是上级任命的。再则,人有趋于安逸而逃避苦累的本能,因为这种本能就会选择成本较低的自利途径。就算是提高奖金,以鼓励厂长、经理全心全意搞好国企,这也难以激发他们“一心为厂”的热情。因为搞好一个厂决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脑力和时间,甚至殚精竭虑,但利用国企的资源,“打点”、巴结、讨好上级领导的事相对容易得多,而且见效快。主要的是,厂长、经理的前程不一定取决于治厂得成绩,而肯定取决于跟上级政府官员的关系,如果因为因为“一心为厂”,而“怠慢”了上级领导,对自己来说就会得不偿失,甚至搞好了企业,自己却不得不走人,成果让新厂长享受了...对于负责国企事宜的相关的政府官员来说,要真心把企业搞好,就得用真正的人才,一般来说,优秀的人才往往较为清高和桀骜不驯,不太愿做巴结和逢迎之事,因此在公事公办的情况下,企业搞好了,相关官员自己的不到“实惠”,虽然可以增添政绩,但是这样来的政绩太“寡”、太清苦,而只要搞好了和上级的关系,虚报数字同样可以制造出政绩,这就必然出现上下串通、虚报效益、欺上瞒下...因为人的这个喜安逸、畏苦难的本能,所以国企的厂长经理普遍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讨好上级领导、而不是搞好国企,所以近三十年来中共无论怎么“改革”折腾,“转换机制”,也没能治好的国企的这一先天性痼疾。国企的效益取决于国企的管理者,如果管理者的主要心思不在企业的发展上,则企业内部的一切“改革”增效措施,如“减员增效”、“改股份制”,以及种种奖惩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瞎折腾,甚至沦为厂长、经理整人的手段。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