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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特权论》的局限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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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权论》的意义、遭遇和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悲剧

(十九)、《特权论》的局限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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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的专政理论与人的解放格格不入

   陈泱潮准确地看到了中共国的所有病灶所在,也深刻地看到了病根所在,但是他开出的具体药方却有严重的缺点——在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变革!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当年陈泱潮的严重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深受中共的洗脑灌输,当年的陈泱潮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唯一真理,他没有看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哲学门派中的一门,只是一家之言,既算不上科学,更不是“唯一真理”;陈泱潮在为马克思倡扬自由、民主、人权的闪光字句所欢欣鼓舞的时候,他没有看出马克思的主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人的解放”是根本冲突、格格不入的:


专政否定了人权,没有人权就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和自由,民主就是暴政,与专制独裁暴政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因此,专政就是暴政,在暴政下不可能有人权和自由,没有人权和自由,马克思所高唱的“人的解放”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虽然美妙,但却是海市蜃楼,是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一则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二则因为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所以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的社会,不可能兑现马克思所提倡的“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虚假的,当年的陈泱潮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又不能不顺应当时的环境,“打着红旗反红旗”。


马克思严厉地谴责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及种种无人道的现象,表现出社会良知、正义的一面;马克思肯定自由、民主、人权,提倡“人的解放”...这些,都具有进步的精神价值。但是,陈泱潮没有看到: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的理论早已有之,并非马克思的创造,因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意所在。陈泱潮更没有看到,马克思提出的实现目标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共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然造成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结果,“新社会”对人的禁锢和束缚,比“旧社会”还要严酷百倍!“新社会”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也比“旧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管陈泱潮在《特权论》也已经深刻批判了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超级奴役制度。


历史已经证伪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迄今为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已有上亿人被害死!所有进行实践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空前的浩劫。可见,马克思主义实践放之四海都是灾难。马克思创造的理论的实践不仅不能够实现马克思本人追求的“人的解放”,反而导致人遭受更深更大奴役和摧残,这不能不证明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不错,陈泱潮当年是看到了“修正主义”社会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比“旧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敏锐的看到了:“新社会”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比资本家还厉害”,但是陈泱潮却认为这样的恶果是中共、苏共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变修”造成的,这就证明陈泱潮当年根本没有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所在。


陈泱潮这个局限性,也在《特权论》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最能表现这种局限性的,莫过于《特权论》一方面高唱“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面呼喊:“党(共产党)的领导不可不要”(《特权论》第十章第一节),这不能不说是南辕北辙。陈泱潮为何会犯这样荒唐的错误?除了在当时暴政之下自保的意识之外,就是因为当年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专制独裁的体制,正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践的必然结果!陈泱潮在《特权论》中,把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专制独裁恶果,归咎于赫鲁晓夫(同时暗指斯大林、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党变修”的结果,从这个立论基础出发,陈泱潮提倡的民主道路仍然是一条拥护共产党的道路,陈泱潮梦想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一个自由民主的真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进而梦想创造马克思主义民主政党“两党制”的政体......可见,当年陈泱潮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归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陈泱潮当年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新里程碑。


4、 当年陈泱潮没有看到马克思在经济上的大错


《特权论》完全肯定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模式,这说明陈泱潮根本没有看到马克思在经济上的大错:


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观点已经被历史证伪,因为所有坚持公有制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如同一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比较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甚至在某些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占比例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以致英国不得不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推行去国有化经济改革,这才加快了经济增长;法国现在也在逐渐缩减国有经济的比例。五十年代,中共虽然在苏联的支援下,以极端残酷掠夺农民和牺牲国民生活质量的方式短时间建成了一个工业体系,但它却是一个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导致经济增长迟缓,以致于“解放”三十年后,上海社会运转所依赖的建筑,仍然主要是清末和民国时期遗留的建筑,上海普通居民的住房紧张得三代人同居于斗室的地步。中共国有效益的经济发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而“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时代的公有制经济的部分私有化,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部分抛弃。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大肆吹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中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完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中共党章的结果,这对中共的统治,本来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却被中共无耻地盗用为该党“先进性”的证明,招摇过市,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


中共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定的经济成果从反面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至今坚守公有制经济的朝鲜、古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远远落后于周边资本主义国家,到了国蔽民穷的地步,朝鲜更是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由于农业没有效益而连年饥荒,十多年来至今至少饿死了一百万人,整个政权和社会濒临崩溃,全靠中共的扶持和国际援助度日。朝鲜、古巴的窘境,也从正面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实践证明: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仅不如所说的,比私有制生产关系先进,反而远比私有制生产关系更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点的事实是:1978年以前的中国、改革之前的越南、以及所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无一能够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住房和生活用用品匮缺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效益上不如私有制经济。


首先,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不到人的本性驱动力支持。人有自私自利的天性,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优先关注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人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关注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因此,公有制经济体的利益和发展天生不能象私有制经济体那样得到人的关注和支持。在没有突如其来的巨大天灾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的兴衰,取决于人的因素,公有制经济体(企业)由于其公共事务的属性,注定了其“最少受人照顾”,因此公有制经济体(企业)很难兴旺发达。九十年代末,中国绝大部分国企效益低下,超过三分之二亏损就是一个证明,如今破产的国企(有些以“改制”为名贱卖)还在持续增加。


具体来说,一个经济体只能通过责、权、利的关系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公有制经济体却天生无法通过责、权、利的关系,调动企业成员搞好企业的积极性,无论怎么改革,如搞出“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计件工资”或“计件奖金”制度等等,最终都无济于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公有制经济体的体制造成的。


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体只有三种行得通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


企业所有制就是由一个企业的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这种公有制形式的经济体非常罕见,迄今为止只有前南斯拉夫施行过。这是因为企业所有制会导致一个企业的成员强烈排斥“外来的和尚”,因而造成企业的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更新换代;企业管理者由全体职工大会多数票产生又必然造成庸众决策、庸人治厂,因为由群众的数量的多数选出来的人往往是缺乏个性的和事佬,不具备经营管理的才能。这些,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企业所有制经济体内部的激烈的政治竞争会频繁地造成内部混乱,会严重消耗经济体的专事生产经营本职的精力,导致企业成员不务正业。因此,企业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难以实施,只有前南斯拉夫实施过,其他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陈泱潮在《特权论》中所推崇的国企民主管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前南斯拉夫实行过的企业所有制,是一种很难行得通的制度,这是陈泱潮的谬察之处。


国家所有制经济体是最彻底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的最通行的实现形式。因为要让全国的公民民主管理一个企业是不可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只能由政府代管,其管理者由政府官员任命。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官员任命产生,他(她)就会优先对政府官员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因为管理者本人的前程取决于相关的政府官员,而且,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既不归管理者(以下简称经理、厂长)所有,也不归政府官员所有理者,因此,无论是厂长、经理,还是相关的政府官员,对国企的发展都不太可能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迫切热心:对于厂长、经理来说,企业不是自己的,搞好了,利润的大头要上缴国家,自己不能够暴富;搞砸了,反正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损失也不是很大;对于相关的政府官员来说,自己固然有政绩,但是前程更取决于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因为他自己也是上级任命的。再则,人有趋于安逸而逃避苦累的本能,因为这种本能就会选择成本较低的自利途径。就算是提高奖金,以鼓励厂长、经理全心全意搞好国企,这也难以激发他们“一心为厂”的热情。因为搞好一个厂决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脑力和时间,甚至殚精竭虑,但利用国企的资源,“打点”、巴结、讨好上级领导的事相对容易得多,而且见效快。主要的是,厂长、经理的前程不一定取决于治厂得成绩,而肯定取决于跟上级政府官员的关系,如果因为因为“一心为厂”,而“怠慢”了上级领导,对自己来说就会得不偿失,甚至搞好了企业,自己却不得不走人,成果让新厂长享受了...对于负责国企事宜的相关的政府官员来说,要真心把企业搞好,就得用真正的人才,一般来说,优秀的人才往往较为清高和桀骜不驯,不太愿做巴结和逢迎之事,因此在公事公办的情况下,企业搞好了,相关官员自己的不到“实惠”,虽然可以增添政绩,但是这样来的政绩太“寡”、太清苦,而只要搞好了和上级的关系,虚报数字同样可以制造出政绩,这就必然出现上下串通、虚报效益、欺上瞒下...因为人的这个喜安逸、畏苦难的本能,所以国企的厂长经理普遍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讨好上级领导、而不是搞好国企,所以近三十年来中共无论怎么“改革”折腾,“转换机制”,也没能治好的国企的这一先天性痼疾。国企的效益取决于国企的管理者,如果管理者的主要心思不在企业的发展上,则企业内部的一切“改革”增效措施,如“减员增效”、“改股份制”,以及种种奖惩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瞎折腾,甚至沦为厂长、经理整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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