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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中共17大前夕再读《特权论》的感触(十三)

曾节明中共17大前夕再读《特权论》的感触(十三)


   

——论《特权论》的意义、遭遇和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悲剧

   

(十三)、【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的根本性症结:

   

权利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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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权论》中,陈泱潮先生简明扼要地归纳出【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症结,这就是第五章:权利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陈泱潮在《特权论》第六章第三节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共专制的形式是少数人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陈泱潮在《特权论》这一共产党语言的旧瓶子中,装入的不单单是新酒,而是颠覆中共一党专制、颠覆整个【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的巨灵。

   
   
   

陈泱潮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读到:

   

“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三卷321页)--这就是迄今为止一切权力机关所共有的属性。使权力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的那些缺点。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一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

   

也就是说,一旦权力被滥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权力--特权。权力只有在缺乏监督和制约制度的情况下才会制度性地被滥用,而中共政权的那种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一党专制制度,就是掌权的一小撮寡头集团(党中央)自己监督自己----一种典型的毫无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超级专制制度,这样的极权制度必然导致权力被极端滥用,“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陈泱潮据此指出: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就是跳到特效腐蚀剂中。

   

今天那些声称《特权论》过时了的人们,能否睁大眼睛看看现实,再扪心问一下自己:陈泱潮三十年前所描述的中共的专制统制形式----“权利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今天是否有丝毫的改变?

   

八九年以后,中共在政治体制上僵化倒退,今天的中共国政治生活民主化因子,不仅不如八十年代,甚至不如七十年代中后期,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未受中共打压,如今参选人大的独立人士却普遍遭到中共的威胁、骚扰甚至以黑社会手段残酷迫害;七十年代老百姓还能通过悼念周恩来发泄不满,胡锦涛时代民间自发悼念赵紫阳的行为被中共以最严酷的手段禁止,有关人士甚至连在自己家中悼念赵紫阳都遭骚扰和打压--在政治自由上,现在的中国人连悼念死者的自由都没有了。

   

八十年代,胡耀邦在“干部年轻化”提拔了大批的平民干部,即使严酷如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文革”当中也从无产者和农民当中提拔了不少“火箭式”的干部,如王洪文和陈永贵,现在中共高层当权派集团比三十年前更加显著和严密地由少数人垄断,中央“四大班子”头头基本上由当权派大佬轮流坐庄,换来换去二十年内都是那几张熟悉的僵死的面孔,“老革命”权贵子弟----“太子党”,越来越多地把持要职,如李鹏、曾庆红、薄熙来、习近平、俞正声......江贼民也是通过假冒“革命先烈”子弟,才得以发迹,中共各级地方官僚,也越来越多地由被“有背景”(中共各级官僚的子弟和亲属)担任,总之,中共的这种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专制形式,今天比三十年前更加典型了,今天的中共统治,带有更强烈的权贵专制色彩。

   

在中共的体制下,不仅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利益也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只是三十年前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十分明显,而对利益的垄断,则由于当时的平均主义社会环境而不易察觉。三十年前,中共国中少数人对利益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在垄断权力的基础上,通过特权级别待遇的方式实现和表现出来,非常隐晦,当时中共的许多高干和高干子弟穿着中山装、骑着自行车,显得十分朴素,其外表上与老百姓的差距远比现在为小,因而颇具迷惑性...陈泱潮能够在当时平均主义的大环境中看出少数人对利益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不能说不独具慧眼。今天,随着中共特权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资本化,中共特权阶级对利益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远不再仅仅通过特权级别待遇的方式实现和表现出来,今天的中共特权阶级,以“改革”名义大规模地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以权力介入市场、操纵市场,动用权力为子女、亲信公司、附庸奸商保驾护航,从中攫取无本暴利......今天的中共特权阶层,对利益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远比三十年前更加贪婪、更加高效、手段日益丰富。近年的调查表明:当今中共国的千万以上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共官僚的亲属和子女,这就是今天的中共特权阶层对利益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远比三十年前为甚的一个有力证据。


因此,陈泱潮三十年前描述的中共专制统治的形式:“权利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不能不说具有令人惊异的前瞻性。

   

陈泱潮在这一节中,还令人惊叹地看出:

   

“显然,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一般向特权膨胀[页50]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一趋势。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赋予了当权者以特殊的地位,使当权者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权者更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则更使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强,从而变得更加特殊。而这些就正是推动一般权力向特权膨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之所以向能够大量占有无偿劳动、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权转化,就实质来讲,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决定的;而就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页51]完成的。”

   

在这里,陈泱潮看到并且明确指出了【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的统治者的特权比以往一切社会更加膨胀,而且指出了更加膨胀的原因:政治上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制度和经济上的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

   

在这里,陈泱潮还描述了中共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形式,“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页51]完成的。”

   

请问那些说《特权论》过时了的人,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中共政权这三样制度(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一种做法(对党的神化),三十多年来有丝毫的改变吗?

   

陈泱潮据此得出结论:

   

“这种实质和形式的一致,实在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权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蚀性。这是以往一切权力的腐蚀性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以往的权力其腐蚀性就是酸性剂的话,那么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权力,其腐蚀性就完全等于特效腐蚀剂----就算是强酸剂 H2SO2吧[以上两个“2”均为右下脚小号脚注]。

   

很明显,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蚀剂H2SO4中了!!”

   

这个结论等于是在说:中共国统治集团腐败,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集团的腐败都望尘莫及的。陈泱潮写这段话的年代,中共统治集团的腐败,尚在平均主义的掩盖下非常隐晦不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统治集团的这种超越国民党、北洋军阀、满清末年腐败百倍的空前绝后的腐败,总算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

   
   
   

陈泱潮的《特权论》研究的是毛时代的共产中国,但诡异的是,《特权论》的许多章节,却好像是为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写的。只有深刻的分析和洞见了【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社会矛盾和必然性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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