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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害中国的祸根不在“左”、“右”,而在专制独裁

    曾节明:祸害中国的祸根不在“左”、“右”,而在专制独裁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中共国一切人祸不是公有制经济造成的、甚至不是共产主义体制造成的,而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政治体制)造成的!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8/3/2007
   
   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中共国和越南的“改革”、朝鲜和古巴的困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彻底失败;从巴黎公社开始,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兴起到败亡,跨越了一百三十年,害死了一亿以上的人类,至今,共运分支之一的中共,仍以一种变异的形式把持着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权,继续干着祸害人类的勾当。
   
   尽管马克思主义实践造成了本次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祸,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对马克思主义罪恶的反思却最为苍白肤浅: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十六年的今天,许多专家学者仍然把眼光停留在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优劣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是公有制经济造成了一切问题。因为这种观点,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国,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瓦解,一切的新问题又从何而来?面对此更大问题,西方的专家们张口结舌了,他们要么睁着眼睛瞎说: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中共正在变好”,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这些专家仍然只看到了表面。中共国一切人祸不是公有制经济造成的、甚至不是共产主义体制造成的,而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政治体制)造成的!因为没有专制独裁的政权(政治体制),公有制经济就算大规模的存在,它的弊端也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更不可能带来人祸,一旦弊端显露,人民可以依照自己的志愿选择退出公社、合作社、集体农庄...并且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民意表达程序,动用政权的力量拆减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在宪政民主的政权保障下,即使有共产主义制度的试验,也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更不可能带来人祸,因为一旦危害显现,人民就可以通过选票终止这种正直试验。印度和法国曾经向社会靠拢,推行过高比例公有制经济、以色列试验过集体农庄、日本也试验过共产主义县,这些尝试都没有象在前苏联和中国那样造成人祸,就是因为印度、法国、以色列、日本的国家政权都不是专制独裁政权,其政府的权力受制于民意,公民有自愿加入/退出机制(个人自由权)。
   
   由此可见,左派们常常以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实验,来吹嘘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此为共产党专制政权辩护,实在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无耻狡辩。
   
   仔细考量共运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实践造成的一切人祸都是专制独裁造成: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强迫共产、强迫走公有制的道路、强迫搞“大跃进”、强迫搞“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准退出公有制)......有专制独裁的权力才能强迫,强迫造成了杀人如麻、强迫造成了饿殍千里。同时,也不难发现,在废除专制独裁权力体制的地方,大规模(制度性)的人祸也就嘎然而止,前苏、东政权解体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有人权迫害和饥荒;越南虽然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但政治民主化改革却远比中共国深入,越南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今天中国那样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和人权迫害。
   
   对于这个道理,中共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国虽然逐步取消了毛时代的共产主义制度,很大程度回归到私有制社会,但是却死硬坚持甚至强化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的人祸并没有因去共产化而停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强迫“计生”、“严打”、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和独立宗教信仰、强迫拆迁和征地、对国企强迫 “关停并转”、“改制”、卖厂......只要中国的专制权力体制(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弱化,中国的人权迫害必然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的人祸归咎于“左”的错误,但在邓小平、江泽民向右转以后,中国仍然出现了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一系列严重的人权灾难,难道又要把这些归咎于“右”的错误?其实,中共国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江、胡时代,所有的人祸都出自于同一个原因--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实践的罪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党专制国家的罪恶),其根本原因就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世界各国的共产政权,以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一种美妙的乌托邦空想为理由,把专制权力强化到掌控个人生活资料、生活方式、人身自由和思想意识的地步,各国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是本国历史上一切专制独裁统治的集大成者。左派人士至今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实践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这些人喜欢举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试验为例证。这是一种大谬不然的观点,因为:
   
   其一,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暴力打碎旧世界”,而以色列和日本部分地区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进行的试验,因此,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试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而是类似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
   
   其二,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正确,为何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结出的都是恶果?
   
   其三,为何所有马克思主义实践阶段性成功(共产革命胜利)的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空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专制独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吗?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很难找得出这样的依据,相反,马克思甚至主张“革命的独裁是必要的”。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有肯定自由、民主,倡扬“人的解放”的字句,但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自由民主的理论。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见,马克思主义实践所造成的共同问题之源,不能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共产理论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首先,由于马克思完全无视宪政的权力制衡原理,因此马克思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没有制衡无产者中的大多数意志的机制,而必然演变为大多数人的暴政,即暴民专制;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暴政必然通过如“民主集中制”等诡诈形式,变成党魁寡头独裁,由是形成极端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第二,暴力共产只有在一个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权下才能有效推行。因为无论是“土改”、“合作化”还是搞“人民公社”,对整个社会财产的的剥夺、再分配、重组,这样巨量的侵犯人权的社会工程非得有无边的、强大的专制权力才能够完成,因此,暴力共产的实践,天然的要求一个权力巨大无边的专制政权。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负有人类共产灾难的原罪,这个原罪,罪在专制独裁,而不在共产乌托邦或其他。马克思为了实现共产乌托邦而崇尚暴力;列宁更是为了实现理想的而不择手段...为了一个“正当”的、“崇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是造成人类几乎所有惨重人祸原因。
   
   由“改革开放”始,至今中共已基本丢弃共产主义实验。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坚持专制独裁政治体制毫不放松,并在毛时代之后,继续制造出系列人祸,至今仍然继续大规模侵犯人权...这更加清楚地表明:祸害中国的祸根,不是所谓的“左”与“右”、公有制与私有制,而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今天,在中共白骨精化的宣传欺骗和装扮”民族大义”、千娇百媚的统战下,中外的许多专家学者把政治问题经济化、社会化...混淆化,把单纯的问题复杂化,中国的问题已经被这些精英们弄得云山雾谷、真幻迷离、莫衷一是,令志士们找不到北,只有牢牢把握中国问题的症结祸根,才能在今天眼花缭乱的迷离景象中更清楚的地看到中国民运的正道。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政治来解决。今天,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观点三十年来已经在中国被证伪,中国人不可再抱着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盲目期待心理和侥幸心理,那种非政治化、非暴力的“依法”抗争能够促成中国民主转型的说法,要么是糊涂迂腐、要么是愚弄民众、误导民运 。政治出路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政治化才是中国维权运动的正确方向,维权不上升到政治高度,就不可能消除逼迫老百姓起来维权的贪残的制度,即使有个案的成功,也永远不可能消减侵犯权益的根源--中共的专制体制,少数个案的成功反而为专制制度和独裁者涂脂抹粉、更狡诈地欺骗人民。所以,中国人不能为维权而维权,而要为结束专制暴政而维权,民运志士应该抓住当前中共侵害老百姓经济权益变本加厉的契机,把维权运动引向政治化,重新点燃中国民众对政治的关注热情。
   
   当年共产中国民运的先驱们,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和远比现在贫困得生活环境里,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创作和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八十年代末广大爱国学生、市民们,奋起反抗戒严令,以排山倒海之势堵截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导致中共政权瘫痪一星期之久,直至一批批地在屠杀的弹雨中倒下......他们这样做,不图名、不图利,全凭一腔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激情,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当今的中国民众,普遍地不愿“搞政治”,政治热情淡漠,即使深受专制暴政侵害也仍然如此,这不仅不是什么明智的心态,而是一种极大的精神误区,中国人特别需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激情,特别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优良精神的回归!如果今天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能够回归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半的程度,中共专制政权将瞬间灰飞烟灭。
   
   曾节明 星期五 2007年8月3日下午 1: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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