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曾节明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曾节明文集]->[儒家阻碍自由民主化的两大重要性质]
曾节明文集
·李登辉母校游记
· 中共必垮于经济崩溃——驳于建嵘
·我看魏京生和中国民运联席会议
·我看魏京生和中国民运联席会议(善本)
·徐文立和49年后中国首次自发的民主游行
·“和理非”为何成死路?因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已不存在
·印度给了习近平权威致命的打击
·人民币对美元真实汇率已跌至50:1!同胞请兑换美元自救!
·论文明的适宜地区及中华文明的劣质化
·洛杉矶中领馆枪击案的大预兆
· 从九宫卦看中共国运数
·郭文贵以反间计断掉了中共的最后希望
·中共炮制伪高智晟声明,意在抹黑唐伯桥、打击郭粉
·郭文贵正在促成对中共釜底抽薪的断根式打击
·由贞德被焚骨扬灰,看英国的绅士传统
· 美国真是帝国主义吗?
·“二战”中的美国作用基本负面,是一个可怜的工具
·台湾国民党为什么要诬蔑辛灏年是共特?
·国民党为什么被中共牢牢克制?
·中南海紧急观察:习王受重挫!
·共特盗用我的line账号,行骗彭明之妹几乎得手!
· 印度不费一枪一弹达成阻止中国修路的目的,习近平威信空前扫地
· 警惕,台湾国民党已投共!国民党特务已变身共特!
·中共线民胡俊雄侵占孤军墓、虐待封锁梁山桥行径一览!
·发指!联合国泰国难民署针对性地停止救济和安置中国难民
·特朗普必很快出兵消灭朝鲜政权
·昔有政归司马氏,而今政归王岐山
·习王的“反腐”,其实是大规模地盗国抢劫民财
·王岐山巧妙地通过反腐,实现了盗国篡权
· “反腐”已成王岐山篡党夺权的超级手段
·毛泽东以唐诗暗示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凶手
·入籍宣誓追记
·只有兵变的枪炮才能打出中国的生路
·老兵们请睁开眼:中央不会给你做主,只会给地方贪官撑腰!
·解放军兵变的时机已近成熟
·中共全面地继承了满清的卖国反汉传统,并走得更远
·和平示威民众遭遇中共暴力镇压的自卫方法
·细思极恐:武汉失踪大学生,反映出极权盗国贼集团血淋淋的暴利新产业
·中共公务员今后遭大屠杀难以避免,责任在中共
·普通话非满语,而是凝聚中国人的好东西
·武昌起义106周年呼吁解放军起义书
·除非中共主动灭掉朝鲜,否则特疯子不会遣返郭文贵
·东北已是中国本土,不容歧视,更不容舍弃!
·十九大期间,北京上演武警押送地铁乘客的空前丑戏
·郭文贵为什么不反习近平?
·十九大前瞻:王岐山效法司马懿,习载沣呈困兽
· 朝鲜是中共的克星
· 透视郭文贵、中南海和十九大
·十九大后习近平成党内众矢之的
·五年来中国大幅倒退的谜底已经揭晓
·鲜为人知的蒙古变天:民族主义颠覆共产极权的经典
·除非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否则民主政府必败于专制流氓政权
·西欧“绿化”,是白左化的报应
·为民运募捐说句公道话
·对郭文贵必须将计就计
·纪念彭明:继承其事业、学习其优点、汲取其教训
·真相原来如此:习近平换掉那些人,是因为他们坏得不够!
·郭文贵先生:您28年来做了啥?
·十九大后,郭文贵与李洪宽、唐伯桥之争的实质
·怪梦中的中国:大货车行进中把砖倾倒在路上
·曾节明以粤语朗诵古诗
·中共为何大举驱逐“低端人口”?意在逼老百姓买房
·没有枪咋办?一种极为有效、极易获得、却广受忽视的抗暴武器
·归家历险记
· 宋高宗和查理七世
·当今世界几大宗教的长短
·通灵追记: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八)
·为什么兴汉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 ——与索探兄弟商榷
·儒家有罪也有功——就儒家问题与根丰易先生商榷
·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耶和华的保佑?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信基督教?
·通灵托梦:昊天上帝对英国人和西方人的警告
·为什么中国人多灾多难?——通灵追记: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九
·背弃昊天上帝而血泪斑斑,神呼唤中国人归正!
·中国大复兴的征兆:华夏汉民族意识已全面复苏!
·基督教对中国人的深刻祸害
·习近平在政權合法性困境中冲突不出、越陷越深
·不可迷信举国体制——告橙子露兄弟
·愚蠢而自贱的中华“56个民族”说
·为什么中国人多灾多难?——通灵追记: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九
·中国光有自由民主不行——通灵追记: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十
·中国东北被称为“满洲”,纯属以讹传讹
·中国光有自由民主不行——通灵追记: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十
·姓氏的截然不同,有力地证明了满洲人不是金国女真人的后裔
·人民币滥发严重,为何对美元不跌反涨?
·中共为何要维持高房价?高物价?
·与昊天上帝的对谈(之十一):中国应当如何建国
·犹太人对特疯子的矛盾心理
·习近平为什么要复辟计划经济?
·“返祖”之路是死路:警告习近平
· 元、清统治者为什么推崇理学?
·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谢选骏的深邃眼光:武侠小说是亡国的呻吟
·英国的本质就是毒贩子,美国诞生靠法国
·基督徒亲犹,是基督教的教义造成的
· 光绪的头发作证:满清官史真实性不如野史
·特瘋子今年必滅朝鮮
· 满清和中共歪曲历史手法的异同
·马克思民族理论荒谬透顶,简论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
·由沙甸事件看胡耀邦“胡乱邦”的一面
·中国人口大崩塌,习圣君文过饰非再次乞灵专政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儒家阻碍自由民主化的两大重要性质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终极价值追求,没有对人格平等的追求,这两点性质,决定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实际上是专制的理想,儒家的道路,是一条与自由民主方向相反的道路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8/1/2007
   自秦朝创造大一统专制帝制模式起,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由一个被世俗权力镇压的学派,戏剧性地又在世俗权力的扶持下,获得了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并且逐渐发展成一个非宗教信仰派别--儒教,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以中国国教和帝王婢女的双重身分,垄断着中国的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主流文化。两千年来,儒家维护了中国大一统专制帝制模式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频频,但因为囿于儒家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中国人靠自己的文化始终走不出大一统专制帝制的政治模式,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从打开的国门汹涌而入,中国人这才从千年沉睡当中惊醒过来,看到了自己国家科技的落后、教育的落后...看到了自己民族种种的丑陋和野蛮、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目睹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几乎全方位的巨大差距、受尽列强欺凌的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中国的精英人士群体愤急之下,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最终导致中国走上了苏维埃的大弯路。走上弯路属于国家转型的代价的一种,每一个国家转型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区别只是有的多、有的少而已,走上弯路的各个民族终究会回归正途,区别也只是回归正途时间的早晚和代价的多少。走上苏维埃弯路当属最惨痛的代价,但只要中国的精英人士能够对自身历史作出正确的反思,中国仍然可以把回归正途的代价减至最小。
   在近代以前的至少一千五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中国千年酿成的大落后恶果,显然与儒家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精英人士要想对自身历史作出正确的反思,首先就必须反思儒家及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么,是儒家自身的那些东西铸成了中国民族的近乎全方位落后呢?
   我以为,首先是儒家的非宗教化性质,湮灭了中国人崇高精神的火种。儒家的创始人和头号圣人孔子亲自给儒家定下了非宗教化性质:“敬鬼神而远之”1,孔子明确反对对凡人以外的超自然的崇拜,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他又强调:“未知生,焉知死?”3反对人的精神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和求索,他收集整理的文书史料,也剔除了所有的神化志怪成分,因此后世也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4。因此,孔子创立的儒家,具有变相的无神论性质。在孔子开创的精神轨道上,儒家成了一套纯粹现世的道德伦理治国术体系,其中既没有对自然界的探索精神、也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关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儒家思想成了仅局限于现世世俗权力范畴内的低矮的精神灌木丛,从中不可能长出崇高的乔木。由于儒家的独尊地位,在长达一千年中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垄断、主导地位,儒家的非宗教化性质也就铸成了中国社会的非宗教化传统。
   因为社会的非宗教化,历史上的中国思想者很难形成超越俗世权力的价值观体系,很难形成终极善恶标准,因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精神摆脱不了世俗权力和利害关系的羁绊,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淖,在这样的社会精神环境中,思想者的精神很难攀升到崇高的高度,客观地审视人类、人世间及万事万物......精神的低矮既造成视野的狭窄,也很难达成悲天悯人的境界,这就是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和情感的原因,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悲剧意境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宁要庸俗虚伪的“团团圆圆”,也要竭力回避任何一个悲剧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有多么超凡和隽永,这和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直以来,中国人几乎都崇拜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刘邦,而摈弃带有强烈的古希腊英雄色彩的项羽,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悲天悯人的精神境界就不可能产生人道主义思想,而没有人道主义思想,就不会有人权的思想;没有人权的思想,既不会有自由民主的思想,也不会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意识和动力。没有悲天悯人的精神境界,就会形成人格的极端:要么把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不不当回事;要么胆小如鼠,极端怕死,死死抓住“好死不如赖活着”,奉之为人生信条。历史上的中国知名人物的人格几乎没有不应验这两种极端的,要么草菅人命、己命;要么贪生怕死到寡廉鲜耻的地步,到了勾引异族侵略者杀虐自己同胞的地步。对于一贯以来漠视个体生命的中国社会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意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中国历史上的酷刑之残酷,堪称世界之最,把人千刀万剐这样惨绝人 寰的虐杀死刑居然在一千多年里成为国家的“明正典刑”,直到1905年才废除,这就是缺乏滋生人道主义的精神环境造成的。
   死亡,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最为重大的事情,它甚至比生更加牵动人的思虑。因为,人在获得生命时尚无意识,但是大多数人却是带着对死亡的清醒意识(意识到自己必死)走入死亡的。死亡,意味着现世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个人非常亲切和熟悉的整个感知世界的消亡,死亡对人的震撼可想而知,因此,人和一切生命体,都有恐惧死亡而求生的本能;也因此,人生的万事万物,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象死亡那样强烈地促发着人的探求欲望和想像力。莎士比亚在悲剧《哈姆雷特》中,描写复仇前夜王子哈姆雷特的心理斗争: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5这就生动传神地表现了死亡予人的深思,生死间的深刻的抉择和考量,常常是人道思想的传动转换齿轮。
   由于生命的相通性,人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忧虑容易生发出一种朴素恻隐和怜悯的情感,由此而促发爱惜他人和其他生物生命的行为,这也是提升文明、促成人道化的一种朴素的途径。但是,中国人主流精神的导师孔子却竭力压制因死亡而生的好奇心、探求欲和想象力,孔子振振有词地强调:
    “未知生,安知死?”
   孔子是在竭力地把人的精神引导到纯粹世俗的轨道中。这固然有利于避免精神迷乱,集中精力于俗世事务的处理和发展,以获取实惠;只是,人的精神一旦拘囿于纯粹世俗,就必然操控于利害关系之手,丧失崇高性和客观性,最终匍匐于世俗君主权力的脚下。孔子的学说经过掌权者之手,实际上把中国人的精神引至一种庸俗、势利、麻木的境地,这种境界不可能生发出人道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催生对自然界的强大的求知精神。自汉朝以后,特别是自唐朝以来,逐渐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更凭借科举制度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约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在秦朝以后,中国既没有科学,也没有伟大的人文思想的原因。
   第二,儒家的人格不平等性质,剪除了中国人精神幼苗中自由民主的顶芽。这使得历史上中国人的自由精神萌芽即使产生出来、即使侥幸没有被摧折,也不能长成参天大树,更无法象欧洲那样形成自由民主精神的茂密森林,中国人的自由精神萌芽不是夭折,就是湮没在儒家文化低矮的精神灌木丛中。中国历史上稍有一点自由民主思想萌芽的知识人,都没有好果子吃:揭露儒家假道学本质的李贽最终被逼自杀,质疑君主专制的黄宗羲一生不得志,其思想被当作异端邪说边缘化。即使身为儒家二号宗师的孟子,因为有民本思想,竟遭到朱熹的猛烈批判,其儒家“亚圣”地位在明清时期岌岌可危......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平均主义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习惯于把人格的平等当作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这是大错。人格的平等,人格的平等,不是指物质的、或社会地位的平等,而是指每一个肉体的人都是凡人,都没有超出凡人意义上的神圣性,哪怕他(她)贵为帝王,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尊、不受奴役、不受虐杀的权力,不管他(她)是富贵者还是贫贱者;由此可以引伸出,任何统治者,都没有权力对被统治者为所欲为。这个引申含意,就成为人类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源头之一,也就是自由的思想源头之一。人格平等的原则,是人类走出奴隶社会后的伟大文明成果之一,它发源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理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在上帝面前,国王和乞丐是一样的,人世间的再尊贵者,都不能够享有超出其他人之上的神圣性。人格平等的理念,简直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圣火,照破了蒙昧的茫茫黑暗,点燃了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激情和勇气。
   儒家的变相无神论性质,阻断了中国宗教传统的形成,由于没有宗教传统,中国人的精神领域缺少一个超越世俗君主权力的最高主宰者--上帝,没有上帝作为有别于世俗、凌驾于世俗的共同参照物,中国的老百姓和统治者就很难产生因共同的主宰参照物而生的人格品等意识,中国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如欧洲中世纪的那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没有人格平等的理念,就不可能有追求人格平等的社会行动;有平等才会有尊重,人的相互尊重心理只存在于平等的同类,很难想象一个蛇头会尊重一个为偷渡而卖身的奴工,一个人与一条狗会相互尊重;没有尊重就没有人权,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认定是低贱胚子和狗东西,加在其身上的侮辱谁知道要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分呢 ?一个民族如果被人认定是“病毒”、是“细菌”,加在其身上的侵害不知要达到何种程度!因此,没有人格平等的理念,也不会有尊重人权的理念;没有有尊重人权的理念,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向改善人权、保障人权的方向转变。
   儒家不仅阻断人格平等意识的形成,而且因其自身的性质,大大地强化了由西周分封奴隶制社会带来的人格不平等的观念。儒家的整个伦理道德修身治国术体系都是建立在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秩序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对人格不平等的维护和强化上,在儒家眼里,君主对于臣子天生具有神圣性、男对于女天生具有神圣性、长对于幼天生具有神圣性......换句话说,尊者与卑者是两种层次的生物,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尊者与卑者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这就造成儒家所主张的“仁政”必然是统治者所施舍的“仁政”,而不可能是遵守规则、契约的行为,这种“仁政”必然是“收放自如”的仁政、靠不住的仁政。儒家所主张的治国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术集中地反映了儒家对人格不平等的强调,在儒家看来,老百姓不仅与君主毫无人格的平等可言,简直就是君主手中饲养、玩弄的小动物和蚂蚁。儒家对人格不平等的尊崇,使得中国社会不仅产生不了自由民主的思想萌芽,也产生不了人道主义得思想萌芽。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