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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宗教信仰为什么比非宗教信仰更具有道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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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精神气质决定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中世纪欧洲虽然黑暗,黑暗中却孕育着光明,欧洲人在一千年当中,靠着自身的力量步入了宪政文明;中国儒家传统社会的黑暗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可怕,但是中国的黑暗却不能够孕育光明,中国人在黑暗中浑浑噩噩地折腾了两千多年,不仅混到鸦片战争之前没有任何长进,至今仍走不上宪政的光明大道。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4/13/2007
   道德是人类脱离野蛮蒙昧的原始状态的衍生物,它应私有财产的出现(尊重他人私有财产)而生,并随着人类社会对私权保障的的不断完善而完善(尊重他人的人权)。道德既是人类文明的衍生物、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和保障之一,人类不能够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人类就会在不择手段相互毁坏,从而导致文明毁灭;没有道德。人类就会重回原始野蛮状态。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对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权(人权)的保障是维持社会道德的必要条件,为了认识这一真理,中国人在历史上走了一条大弯路:即在剥夺私有财产、漠视人权的基础上走上一条依靠意识形态专制提升道德的歧路。中国人在这反证当中尝尽了苦涩的滋味。
   五十年代,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下,中国民众曾经迸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道德热情,助人为乐普遍成风,整个社会道德一度几乎进入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但是这样的道德热情在“反右”以后逐渐消退,在“文革”中迅速消失,随着专制权力狞狰面目越来越赤裸的显现,社会道德迅速崩坏,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人心隔阂、相互猜忌、青少年犯罪猖獗、车匪路霸横行、饥民哄抢成风、刑事案件疯长......社会处于失序的边缘,以致于邓小平情急之下,重又祭起中国儒家“乱世用重典”招数,动用违法违宪的“严打”屠杀手段,以求快速恢复社会秩序。邓小平发起的“严打”运动,虽然阻止了中国社会的无政府趋势,但却无能阻止中国社会道德的大滑坡...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根源就是维系社会道德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全面破产。
   中国社会的这一经历表明:依靠意识形态专制洗脑所激发的社会道德热情,对提升和维系社会道德只有短暂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极不稳固,注定很快随着专制权力邪恶的显现而消亡,而且,随着专制意识形态的破灭,专制意识形态所维系的社会道德会全面崩溃,社会道德将会倒退到远不如“旧社会”的水准。毛泽东死后,中共大搞“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起抓”、“三讲”等道德宣传运动,结果是毫无用处,现在胡锦涛又捡起老的套路,跳出来高唱“八荣八耻”,更是被人当作胡话。可见,在专制意识形态衰微的情况下,靠政治宣传提升社会道德实根本不可能的。
   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维系和提升道德之路显然走不通;对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权(人权)的保障虽然是维持社会道德的必要条件,却不能靠它自动产生道德,那么,提升和维系人类社会道德的可靠的东西是什么呢?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宗教对提升和维系人类社会道德起着最大、最恒久的作用。以下的两个例子,就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宗教对提升和维系人类社会道德的巨大、恒久的作用
   北美英国殖民地(美国的前身)在开辟的初期的十七世纪,远没有完备的司法系统,社会秩序和道德全靠基督教的教化来维系,在基督教的维系下,殖民地社会能够维持长期的和平安定,这成为一百年后北美兴旺发达和美国诞生的社会条件。
   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今澳大利亚国的前身)于1788年开辟后,长期成为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因此澳大利亚初期的文明社会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犯人,这些人的素质和修养普遍低下,很多人都是品性恶劣、恶习难改的恶棍、歹徒,他们在英国落入法网后,被军队押送到澳大 利亚这一块万里迢迢的荒蛮之地,前途渺茫,因此许多人心情垂丧、自暴自弃,来到殖民地以后继续违法犯罪,英国澳洲殖民政府虽然一再加强保安队力量,甚至动用殖民军维持秩序,都没有收到恒久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保安队司令和军官的专权,使得政治更加腐败、社会风气更加败坏。这些,都使得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长期社会治安恶劣、秩序混乱、动荡不安、风气败坏,人口和经济增长迟缓,甚至连粮食都迟迟不能自给。同是英国殖民地,文明居民同为英国移民,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混乱和贫穷,与当年北美殖民地的安定和兴旺对比鲜明,这样的局面直到1810年麦夸里就任澳大利亚总督后,才得以改观:麦夸里就任总督后,大力扶助基督教、下令修建了澳洲的第一批正规的教堂、大力从英国引进神职人员,由政府出资培养牧师、发展慈善事业,结果澳大利亚社会就在麦夸里任职的十一年时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基督教起到了军队和警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随着基督教在澳大利亚的生根结果,社会风气和秩序迅速好转,结婚的人大大增加,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再加上麦夸里政府吏治廉洁清明,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麦夸里的统治奠定了今天澳大利亚发达的基础,麦夸里也因此而被公认为“澳大利亚之父”,虽然他不是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创建者。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宗教对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一个有宗教而没有政府的社会能够安定的存在;而一个有政府而没有宗教的社会却很难长治久安。
   宗教的教化为什么能够稳定地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呢?因为人有求生的天性、自利的天性,人天性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任何劝善的理念、学说和思想,都不能脱离人的天性。因为人的天性,所以人本能地追求平安幸福,而畏惧毁灭。如果能够事先知晓牺牲是没有意义的,谁愿意作无谓的牺牲?如果能够事先知晓付出是没有意义的,谁愿意白白的付出?因此,对于持纯粹世俗的世界观的人来说,之所以行善,是因为可以得到世俗的好处,如功名利禄;或是迫于某种压力,如舆论的压力、政府的压力等,一旦没有压力名利的诱惑,这些人就立刻没有了行善的动力,因此,持纯粹世俗的世界观的人是没有到的根基的人,无神论者和什么宗教都不信的人,都是没有道德根基的人。
   而一些完善的宗教信仰,如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和佛教,就可以将行善和人的天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宗教信仰能够为信仰者建立起超越世俗的世界观,以世俗世界之外的奖赏和惩罚有力地推动信仰者扬善戒恶,如基督教和佛教都认为有来世和彼岸世界,都认为有应果报应和末日审判,都认为行善者进天国,大恶者死后下地狱,不管他(她)是君王还是乞丐,佛教还有现世现报,做坏事来世做猪做羊任人宰杀一说,这就给予宗教的信仰者以很大的行善动力和做坏事的戒惧,因为人从天性出发,即使不奢望上天堂,也害怕死后下地狱;即使不相信有地狱,也害怕来世做猪做羊任人宰杀;即使不相信来世,也害怕现世现报。由于难以预测的“运气”对人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因此人都企盼好运而乞求逃避厄运,哪怕有一层肤浅的宗教影响,也会使受影响者担心可能存在的冥冥之中的惩罚而消减作恶的决心和意志。
   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绝对影响下,宗教专制产生了许多弊端,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道德民风纯正,陋习也较少,远不象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那样陋习丛生,崇尚权谋诡诈;欧洲历史上农民暴动远比中国为少。即使是如伊斯兰教这样的比较崇尚暴力的宗教,也对维系社会道德有积极的作用:郑和下西洋途中拜访了一些西亚伊斯兰国家,就感慨于“回教国家”民风淳厚。
   与中世纪欧洲相对照的是: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中国的社会道德主要依靠儒家来维系,在历史上,儒家对中国的道德的确起了很大的教化作用,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能够维系两千多年,历经战乱没有崩溃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因该看到,儒家没有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超世俗的概念,儒家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终极价值追求...儒家的教化不能取代宗教教化的作用;应该看到,比起基督教道德教化的效果,儒家道德教化的效果非常有限:
   儒家不能制约中国君主们的穷凶极恶;儒家不能消减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不择手段的枭雄黑道传统;儒家净化社会风俗的作用非常有限:儒家既不能根除旧中国活人祭司的恶俗;不能制止缠足等陋习 ;不能制止恶毒的中国阉人传统;也不能消除凌迟等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惨无人道的酷刑。
   基督教主导下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精神气质与儒家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基督教的教化下,人的意识能够产生罪恶感,形成一套明确的道德底线,在道德底线的基础上进而形成遵守规则的风尚和传统,即使是两军对垒,欧洲也比古代中国“规矩”得多,看看《英法百年战争史》1就知道:相互敌对的封建主的军队在城外列阵,明火执仗争战,晚上双方扎营休息,非常默契,没有晚上偷袭,“劫营”的事,次日天明发起进攻,双方都约定俗成地在白天争战,战役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统帅的策略、临场指挥、阵法、武器的优劣、临阵的士气和军人的战斗素养,战败的一方也往往“体面”地认输,撤退或投降,并且交出城门的钥匙。在欧洲历史上,交战的敌对国,很少有杀害俘虏的现象,决没有杀害使者的现象,双方都把盟约和协议看得很重要。这样的“规矩”的战争,能够做到尽量少的戕害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之间混战不比中国的内战少,但对文明的破坏却远没有中国的内战为烈的原因。
   反观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战争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为了获胜,使尽《三十六计》,什么卑鄙下作的手段都采用,斩杀来使,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是家常便饭,甚至穿着敌军的衣服偷袭对手也屡见不鲜,而且一旦获胜,任何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成了大智慧,堂而皇之被列入《三十六计》、《孙子兵法》、《百战奇谋》,被收入《三国演义》、《水浒传》、《厚黑大全》等权谋诡诈枭雄黑道丛书,成为上流社会精英向往的智慧境界;成为下层草民膜拜和津津乐道的智慧范例。而欧洲中世纪一千年,宣扬权谋诡诈枭雄黑道的书只有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该书因为鼓吹不择手段而臭名昭著,为欧洲上流社会所鄙视,马基雅维里主义也成为卑鄙下流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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