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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康有为,重鉴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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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历史,好像总在肆意玩弄中国人:一百年前,康有为就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真理。当年康有为眼见革命风起云涌,清廷迟缓的立宪改良很快就要被革命风暴吞没,苦口婆心地大声疾呼:旧俗俱在,公理未明,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康有为的苦心换来的的却是一片嘲笑和辱骂,还有无边的沉默。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4/6/2007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对康有为发起和主导戊戍变法运动,后人褒赞的多,贬责的少;然而,在戊戍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顽固反对革命,力主君主立宪制的言行,使得他自己被上个世纪中国的主流史家--国、共两党的史家共同钉在“历史的耻辱住上”,令人尴尬和痛苦的是,在随后的一百年里,历史却以最惨痛的方式证明了康有为的正确性。
   许多中国人以为:历史不能假设,这其实是一种谬见。历史可以假设,但历史不能改写;如果历史不能假设,那么历史问题就没有探索和思辨的空间。
   如果当年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就不会出现民国初年那种军阀割据混战的的局面;苏俄将没有机会和条件扶持中国的叛乱势力在中国各地煽动暴乱,没有象孙中山国民党那样的武装割据势力以供寄生,中共即使产生了也不能坐大,更没有武力夺权的条件;没有暴乱的条件和中共的坐大,象毛泽东这样的富于天才的枭雄黑道人物就没有机会祸乱中国;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军阀割据混战和国共内战的乱局,日本也不敢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如果当年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中国的宪政体制在几十年当中早已经成熟和完善,一如当今的日本体制。宪政体制本身就是最好的国民的启蒙老师,如果宪政体制在中国得以确立几十年,今天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存在那种主要由中共专制统治造成、又别有用心强调的国民“素质低下”问题;也用不着经受国民党实施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过渡。
   如果当年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就是一个私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中国决不会出现今天重又出台六十年前的旧法的怪现象--中共当年撕毁中华民国的民法后,倒行逆施、大肆抢劫破坏,今天发觉无路可走了,又遮遮掩掩、煞有介事地部分恢复六十年前中国就有的保护私产法。
   如果当年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中国社会文化决不会遭受马列毛无神论暴力共产歪理邪说的戕害;也不会遭受当今的邓江胡修正主义官僚资本党--金钱拜物邪教“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新歪理邪说的二重荼毒,如是,中国社会决不会像今天礼崩乐坏、歪风横行、陋俗泛滥、犯罪猖獗、生态毁坏...中国社会早已象今天的日本社会一样,是一个民风纯正、道德优良、习俗健康、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决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极其恶心的作秀献丑丑戏:在今天中国人心世风大坏、社会极不和谐的当头,胡锦涛这个专制独裁者不仅表现出没有半点缓解问题的诚意,还要跳出来自欺欺人地扭秧歌、唱花腔,高唱“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变着戏法粉饰“太平盛世”。
   如果当年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今天的中国必然是一个自由、发达、繁荣、稳定的大国,一如今天的日本,不会有军阀混战,不会有国共内战,不会有“土改”、“镇反”、“大跃进”;不会有“文革”、“严打”、“六四”、镇压法轮功、野蛮的计划生育和贪暴冷酷的强拆征地,中国不会走大半个世纪的弯路,更不会冤死上亿人!
   许多人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当年不可能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这种观点貌似公允,其实大谬不然,因为历史的结局很不确定的,是多种偶然因素的综合结果,结局的既成事实性并不能证明结局的唯一性。比如,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至少存在着两条道路选择:宪政民主道路和共产苏维埃道路,俄国当时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条件还好于走共产苏维埃道路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俄国已经成立了走宪政民主道路的临时政府,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一帮人一度穷途末路,只是临时政府总统克伦斯基的政治才干远逊于列宁,而且他也不够狡猾,他在关键时候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决策失误,才使列宁得到机会反败为胜。当年俄国差一点就走上了宪政的道路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大弯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历史上中国差一点就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如果当年满清政权早一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载沣不批准盛宣怀提出的愚蠢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四川保路运动就不会爆发,武昌新军也就没有机会起义成功;如果革命党势力不那么急于推翻帝制,中国必然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
   历史,好像总在肆意玩弄中国人:一百年前,康有为就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真理。当年康有为眼见革命风起云涌,清廷迟缓的立宪改良很快就要被革命风暴吞没,苦口婆心地大声疾呼:旧俗俱在,公理未明,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康有为的苦心换来的的却是一片嘲笑和辱骂,还有无边的沉默。
   当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深怀对满清种族灭绝、民族压迫历史罪行的仇恨,深怀对满清愚昧野蛮腐朽统治的绝望,他们全身燃烧着报仇雪恨的民族激情,心中憧憬着美国式共和国的壮阔蓝图,从而根本听不进康老夫子的忠告。孙中山记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罪行,却忘记汉族的一句古训:“解铃还须系铃人”。孙中山先生不明白:以最小的代价把中国推上宪政的道路,就是满清皇室对其历史罪行的最好的偿还。
   满清皇帝倒了,中国的天却没能光明多久,转瞬就笼罩在自相残杀的彤云当中。中国人推翻了一个皇帝,却付出了上亿人生命的代价,得到了今天这样一种结局。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激情和狂热彻底湮灭消散后的冷静和仔细当中,人们无比尴尬地发觉:原来今天迟迟出台不了的新闻法,满清在1907年就已经颁布了(《大清报律》);原来当今的中共国宪法,还不如一百年前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来的进步;原来载沣于1911年十一月已经颁行的《重大信条十九条》,现在在中共统治下反而成了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任何富于良知的有识之士,面对无比尴尬的现实,在回想中国浑噩如梦的百年近代史时,都会禁不住久久地叩问苍天!
   一百年来的沉重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康有为的正确性,这是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得到的学习成果,我们要为康有为正名,在这继清末以后又一个中国命运的大转折时期的来临之际,我们要高度重视康有为的思想遗产。
   今天肯定康有为,决不是要放弃革命手段。由于中共政权与晚清政权的本质区别,以革命推翻中共政权与康有为的思想并不矛盾;如果中共死不悔改、负隅顽抗、拒绝交出权力,以革命的手段将其彻底消灭就毫不为过!
   肯定康有为,不是要模仿他当年扶清立宪的做法,去拥戴中共党主立宪,而是要借鉴康有为的思想,在中共专制瓦解后采取符合中国国情,能够确保长治久安的宪政政体。
   今天仿效康有为扶清立宪的做法去拥戴中共立宪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共政权和晚清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今中共政权仍然与毛泽东时代别无二致,它是一种完全根据极权的需要精心设置的政权,因此中共政权与宪政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这种政权无法改良。前苏联、东欧的实践证明:一旦去除共产党政权的专制性,共产党就会丢失政权。这就是今天的中共拼老命也要抓住权力不放松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晚清政权和宪政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入关征服中国之初,满清政权虽然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政权的性质,但到了晚清,它已经彻底汉化,基本上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传统的中国王朝政权虽然也常有专制暴政,它却不是根据极权的需要而设置的,它的控制力远较共产政权为松散,传统的中国王朝政权既无能阻止自由化,也与自由民主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因此,它能够和宪政并存。日本、泰国、英国和北欧国家的例子证明:传统的王朝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实现宪政。
   许多民运人士至今全盘否定康有为,这是因为他们对君主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的误解,他们认为君主制都是“封建”的、反动的、落后的、不民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谬见。因为民主--多数人说了算,不等于宪政,民主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之一,自由才是目的,要保障自由,需要权力制衡,包括对民主的制约。俗话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实际上比少数人更可能犯错误,不受制约的纯粹民主,必然产生多数人的专制暴政,比如雅典后期的民主暴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歌宾派专政、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纯粹的民主体制其邪恶并不在独裁专制之下,只有宪政民主体制才能保障自由,而一个政治体制能否成为宪政的关键是权力是否受到制约,而不在于是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
   纯粹的君主制--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的帝制,由于君主的权利不受制约,容易演变为暴君政治;君主立宪制虽然也是君主制,但是因为君主的权力受宪法约束,又受到议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衡,从而不可能形成专制权力。
   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虚君立宪制(含君主立宪制和虚位元首制)要比总统制民主政体更容易建成稳固的宪政:韩国、台湾、菲律宾和亚洲、非洲、拉美许多国家效仿美国的总统制政体,历经了很大的波折,台湾、菲律宾至今改变不了动荡的政局,伊拉克新民主政权四年多来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未能维系,至今仍是恐怖爆炸遍地...就连的法、德诸国,在彻底推翻君主制后,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折: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历经百年动荡;德国则在推翻德皇之后陷入党争乱象,为希特勒所乘,再次蒙受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战败的屈辱,后来法国采取了有别于美国政体,类似于实权君主立宪制的总统--总理二元制政体;德国则采用了类似于虚君君主立宪制的虚位元首制,这两个欧洲大国才繁荣稳定至今。而英国、北欧诸国、日本、泰国因为保留了君主制,避免了许多波折和弯路。泰国虽然去年罕见的发生了一次反对泰国总理的军事政变,但却没有死一个人,做到了政府权力的不留血转移,社会秩序也安好无恙,泰国国王在政变中起到了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关键作用,这,在非君主制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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