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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乱象反思:中国最适宜采用虚位元首制宪政政体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因为民主政治有弊端就拒绝民主化,否则就如同因噎废食。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政体能够克服民主带来的弊端,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的优势;而台湾的政体却任由民主的弊端牵着鼻子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观察美、台之间国情、民情的差异,由于台湾完全是一个华人社会,因此详细考察台湾和美国在应对民主政治弊端上的对比对中国大陆具有非常的借鉴意义。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4/4/2007
   同样是宪政民主体制、同样是总统制的政体、同样经历了相似的民主政治危机,台湾与美国却有着迥然有别的表现,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美国能够靠最高司法机关稳定秩序,依靠法律的裁决秩序井然地度过危机;台湾尽管也有着健全独力的司法系统,却无法靠最高司法机关稳定秩序,无法依靠法律的裁决度过危机。政治危机在台湾引发的社会动荡持续的发烧和发酵,乃至全靠军警的强力介入才阻止了社会秩序的崩溃。至今,台湾仍然走不出民主政治的负面阴影,党争乱象、族群撕裂、政客内斗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在中共大军压境,已经取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台湾社会不仅不能够凝聚人心、振作士气,反而陷入内斗不能自拔,整个社会的抗共意志愈加分化瓦解。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在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连日举行听证会上,三位作证的专家,美国防大学柯尔教授、前美国驻北京海军武官麦维顿少将和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分析员柯萨德一致认为,由于过去十余年来,解放军锐意现代化,中共现在台海已掌握绝对的优势,照麦维顿少将说法:“中国已经赢得和台湾的军事竞赛,并且无法扭转”。三位专家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解放军在台海的绝对优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台湾还在内斗不已,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这是极其危险而令人忧心的情势(《中国时报》四月一日文章《美国专家看台海军力对比:共军已然赢得竞赛》,记者:傅建中)。
   以上可见:台湾民主政治的弊端,已经陷台湾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台湾现政权的危险处境,一如三百多年前的南明政权。
   为什么台湾会陷于今天的境地?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相似的危机,对美国和对台湾造成的后果如此不同?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因为民主政治有弊端就拒绝民主化,否则就如同因噎废食。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政体能够克服民主带来的弊端,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的优势;而台湾的政体却任由民主的弊端牵着鼻子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观察美、台之间国情、民情的差异,由于台湾完全是一个华人社会,因此详细考察台湾和美国在应对民主政治弊端上的对比对中国大陆具有非常的借鉴意义。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戈尔的得票非常接近,由于在佛罗里达州选票的计票问题上出现了争议,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总统大选难产的困境,美国联邦政权濒临危机。但是美国政客和民众在危急关头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忍和镇静,他们耐心等待联邦最高法院对佛州选票争议的裁决,并且对裁决结果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当法院裁决布什胜选时,戈尔随即公开表示自己败选,并退出竞选,表现出对法律的高度尊重;据统计,六成的美国民众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在总统难产期间,美国社会秩序井然,没有出现纷争和动荡。这就反映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的传统。
   对照2000年美国总统难产事件,一个对比强烈的反面例子是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难产事件:由于在选战中发生了3.19枪击案,败选的连战、宋楚瑜就认定陈水扁制造了枪击事件的阴谋,靠耍阴谋胜选,连、宋等人,以此为由,各拉山头、大搞街头政治,煽动数十万人上街“要真相”,大大加重了台湾的政治危机;在最高法院裁决大选有效的情况下,连战、宋楚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心,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煽动民众包围总统府,几乎酿成流血冲突。 连战,宋楚瑜等台湾政界大佬,在台湾已经建成宪政民主 ,在正常秩序下完全有充足的合法诉求渠道的情况下,仍然在正常程序外另搞一套,采用煽动社会动乱的方式以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自己不利,连、宋等人不仅不服从法庭判决,反而采取进一步扩大动乱的方式向现政权施加压力,企图利用民众的政治狂热颠覆司法裁决,连战、宋楚瑜的所做所为,表现出对法律的极不尊重。服从法律和分权制衡,是构成宪政的两大要素,而连、宋却煽动民众蔑视法律,因此连战、宋楚瑜集团的行为,实际上这是十足的破坏宪政的叛乱行为。
   对照2000年美国总统难产事件,一个对比强烈的反面例子是施明德领导的“反腐败”群众运动。2006年五月,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因涉嫌股票内线交易,被台北警方逮捕,反陈水扁阵营以此为由,掀起长达半年的“反腐败”运动,要求陈水扁下台。在弹劾陈水扁不成,也没有证据证明陈水扁涉案的情况下,施明德等反陈水扁政治领袖,仍然煽动一百五十万群众上街阻断交通,包围总统府,上演“天下围攻”事件,几欲酿成暴乱。赵建铭腐败案发生时,陈水扁的任期未到,没有证据表明陈水扁涉案,台湾也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的亲戚犯罪,总统就得下台,因此,施明德等人赵建铭腐败案为由要陈水扁下台,完全是于法无据的要求。台湾已经是一个宪政民主社会,在体制内已经有充足反腐败机制,台湾“太子党”赵建铭的被判刑也表明了台湾司法的独立性,但是施明德等人为了达到搞垮陈水扁的个人政治目的,就抛开宪政的渠道另搞一套,不惜煽动大规模社会动乱,赤裸裸的表现出对法律的不尊重,因此,台湾的“反腐败”红衫军运动是十足的破坏宪政的叛乱行为。
   同样是宪政民主国家,为什么在陷入相似的政治困境的情况下,美国和台湾社会的反应如此不同?美国社会能够良性互动、度过危机,台湾社会则陷入恶性内斗的泥淖,最后几乎都要靠警方弹压才能勉强度过危机。至今,台湾仍没有摆脱危害宪政的恶性党争和族群撕裂的困扰。
   这是因为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美国社会有强大的尊重法律的文化传统,而台湾社会的尊重法律的传统比较淡薄。同是宪政民主的体制,一个拥有强大的尊重法律的文化传统的社会,在陷入政治困境时,可以依靠法律的权威度过危机;而在一个尊重法律的传统淡薄的社会,因为民众没有尊崇法律的心理习惯,因此法律就没有很大的权威,在遭遇危机是法律更没有权威,这样的社会就不能够依靠法律的权威度过危机。因此就不奇怪,同是宪政民主体制,同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能够镇服戈尔等美国政客和大多数美国民众,但在连战、宋楚瑜、施明德等台湾政客面前形同废纸一张。
   为什么台湾社会的尊重法律的传统比较淡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台湾在被满洲征服后被纳入中国版图,由于历史上台湾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文明程度很低,所以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台湾很快汉化,台湾的社会文化,与解放前大陆的社会文化别无二致,也与现今的中国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儒家传统的社会是一种非宗教化的社会,而且带有浓厚的人治的性质和宗法的性质,在儒家传统社会的影响下,民众更看重政治人物的权威而不是法律的权威。台湾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这种社会,一旦统治者因为丑闻曝光而权威扫地,又没有别的有权威的政治人物出来稳定局势,民众就因为失去权威人物的精神粘合作用和慑服作用,而变成充斥着逆反心理、肆意妄为的乱民,甚至暴民。由此可见,台湾需要设立一个长期在位的,国家、社会、民族的人格化的象征,以弥补民主制下党争激烈(如总统难产、更替频繁、贪腐丑闻等等)而引发政治虚空,以达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现在台湾在宪政形式上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看似时髦,实则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因为台湾这样的儒家传统社会并不适合总统制的政体,台湾民主化后持续不断的“蓝色忧郁症”--党争乱象、族群撕裂、经济增长乏力,一再验证了这一点。
   要实现宪政民主,美国式的总统制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实践证明,象英国、日本、北欧国家、泰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和德国那样虚位元首制同样可以实现宪政民主。台湾更适合的政体实际上是德国那样虚位元首制,这是一种对儒家传统社会来说既能保障自由、又能保障稳定的政体。
   由此也可以看出,象中国、台湾这样的在儒家传统的社会要建立稳固的宪政体制,最好采取虚位元首制的政体,共产中国民运先驱 、民运思想家陈泱潮先生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只追求民主,不寻求稳定必“乱死”--儒家传统社会实施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容易引发政治动乱,象台湾这样私产和传统社会道德未遭破坏的社会实施美国式的政体都乱成这样,中国大陆一旦实施美国式的总统制,很容易因为政治纷争而引发内战,一如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最终为毛泽东这样的富于天才的枭雄黑道人物所乘,复辟专制。据此,陈老先生在多年观察和思考中国国情民情、实地考察、借鉴泰国、北欧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儒家传统社会建设稳固的宪政体制的“新五权虚君共和”方案。
   东亚儒家国家的现状和台湾发生的事实验证了陈老先生的预判:新加坡在李光耀家族独裁专制统治下,取得了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但却没有宪政,人民严重缺乏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沦为经济动物;采取美国式总统制的韩国虽然实现了宪政,但政府却左右摇摆,现在更是一边倒的左倾、乱象丛生、政策没有一贯性、总统滥用权力现象严重;台湾在政客野心家的挑拨下,更是乱象迭起、族群撕裂,连续经历政治危机,幸亏制造动乱的政客连战、宋楚瑜等人能力不济、权威不高,施明德健康不佳,否则台湾后果难料......儒家国家中只有实行虚君立宪政体的日本,任凭政府更替频繁,却能够始终保持稳定和繁荣发达。
   从以上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民国时期的教训来看,中国根本不适合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中国的政体中必须设立一个稳固的、人格化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权威象征,非此不能够保障中国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
   虚君立宪政体,才是未来中国政体的最佳选择。
   那么,中国现在还能不能再实行君主立宪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必须恢复君主制,而经过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中国的显形帝制(中国传统的王朝帝制)传统已被彻底摧毁。由于满清的可耻作为及其彻底覆灭,又经过国共两党几十年的否定君主制的教化,显形君主(中国传统的王朝君主)制在中国民众中已经权威扫地,沦为落后和倒退的代名词。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君主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够取信于民,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在今天的中国谁还硬要移花接木地复辟君主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上演一出短促的超级丑剧,一如当年张勋扶持溥仪等清遗复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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