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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自由精神的欠缺,还在于儒家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儒家的理想社会是由圣贤君主统治的“大同”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田耕 ......真正实现了“等贵贱,均贫富”。儒家各派虽然有分歧,但在实现大同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
    儒家中孟子的思想虽然最具民本色彩,但是孟子的平均主义倾向却也最为强烈,在孔子的平均主义思想基础上,孟子作了进一步阐发,他在《孟子 .媵王公上》中指出,理想的土地制度在于平均分配土地,即“井田制度”。
    平均主义因为看起来有利于穷人,也非常迎合人们对穷人的同情心,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其实,平均主义不仅是错误的,也是邪恶的。
    俗话说: “十个手指有长有短”,人与人的区别更大,人分三六九等,又有智愚懒勤之别,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劳动成果差别是很大的,一般来说,合法致富的人都要比多数人聪明能干;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自己的努力成果到头来大部分被别人瓜分,有几个人还有积极性?因此,平均主义主张穷人均沾富人创造的的财富,必将严重打击社会上聪明能干的人,聪明能干的人遭受抑制,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迟缓。
    平均主义认为穷人均沾富人财富天然合理,这必然纵容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心,助长穷人暴力分占富人私产的邪恶混账思想。嫉妒是人性当中最邪恶的因子,因为它是爱和自由的天敌,它是仇恨之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把嫉妒当作首恶;而受儒家平均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化却没有约束嫉妒的传统,而是强调“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极端地夸大了性的罪恶和“孝”的积极意义。受儒家平均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有着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妒贤忌能和仇富的传统,在环境的强大影响下,人们顾忌彰显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居然形成了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智慧”格言,所谓“老子不为天下先”、“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橼子先烂”、“富不过三代”等等。一个不提倡彰显人的个性和能力的主流文化,必然是一种忽视和压制个人的主流文化,儒家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精神的缺失。
    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衍生专制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强有力的权力才能做到物质的平均分配。只有拥有一个专断和强有力的政府(官府),才能够推行平均主义政策,一个越能够强横干涉私人领域的政府,就越能够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极端的平均主义实践,天然地要求一个权力巨大无边(专制)政府,这已经被全世界血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所证实。平均主义造就了儒家的专制属性。儒家一方面极力维护纲常秩序,另一方面却追求平均主义的“大同理想”,于是就只能走加强君主权力的道路,以期产生“圣人”式的君主。秦朝法家政权灭亡后,随着儒家影响的增长,两千年来中国的君主专制又经历了一个不断强化的演进过程,到了满清,君主专制达到了超越秦朝,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儒家是难辞其咎的。
    激进的平均主义必然煽动暴力,因为在和平条件下,穷人要去均沾富人的财富,必然会遭到富人的抵制而难有 成效,而使用暴力求取“等贵贱,均贫富”的效果则立竿见影,因此平均主义容易驱动穷人暴动,特别是在灾荒岁月和贫穷地区。
    历史上中国农民造反之频繁,远远超过欧洲中世纪,中国造反农民“杀富济贫”的残暴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与中国文化的平均主义传统分不开的,这对于以维护王朝纲常秩序为己任的儒家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儒家一方面以伦理说教竭力维护王朝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却因其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下意识地煽动农民造反,暴力求取“大同社会”。
    《圣经》教导人们: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偏袒穷人(《圣经.旧约》利末记》第19章第1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因此,基督教的文化能够培养出独立于各利益群体之外的公正精神,而公正的精神正是实施宪政所必备的精神。而在儒家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物质的平均,而忽视机会的均等,这种文化因素必然造成人们对“平等”和“公正”的片面理解: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地误把“平均”当“平等”,误把“平均”当“公正”,许多人有着不劳而“沾”别人“光”的混账思想。中国农民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对富人、能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嫉妒心,视“吃大户”这种混账行为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法治和社会公德的观念却非常淡薄。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在这种平均主义的文化里永远不可能培育出公正的精神、也永远不可能生长出尊重私权的传统,尊重私权的传统正是滋生民主宪政的土壤。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平均主义传统加深了中国传统中敌视个性、自由的因子,也增强了中国社会对专制政权的纵容性和耐受力,而王朝专制的增强,又进一步培育出片面强调集体本位、国家本位,而无视个人、否定个人的社会文化。
    儒家的平均主义、“大同”理想、专制倾向,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息息相通。共产党在中国能够星火燎原,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不仅因为前苏联的扶持和日本的侵华,也因为中国拥有一大块私权观念非常常稀薄,平均主义传统又非常深厚的土壤,这种土壤非常适合共产党的生长。
    至今,中国农民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对富人、能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嫉妒心,视“吃大户 ”这种混账行为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法治和社会公德的观念却非常淡薄。
    许多民运、异议、信仰人士认为:现今中国文化的一切糟粕完全是中共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共产党统治中国迄今只有五十多年,其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二十七年;而中国文化受儒家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共产党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已经停止了,共产党为中国带来了苏维埃式的专制独裁,在专制程度超越了历朝历代,但是专制独裁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独裁和假大空也不是共产党所独有的,满清就不专制独裁?满清就不假大空?满清政权为了强迫汉人留辫子、改穿满服,屠杀了数百万人;为了钳制思想、掩盖史实,厉行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字狱恐怖暴政.....因此,共产党不能为中国所有的糟粕文化承担责任,至今中国文化中的诸多劣根性在中共产生之前就存在,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只是强化了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因素。为共产党的罪行开脱固然是是邪恶的,那种把中国所有的糟粕文化都称之为中共党文化的说法、那种把中国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归咎于共产党的认识,也是不负责任的,它会阻碍中华民族反思和正确的汲取历史教训。
    现今中国文化中的家长制专断作风、重男轻女、宗教信仰淡漠、压制个性和妒贤嫉能之风、残忍、面子文化、官本位文化、公德意识淡漠、重人情而轻法规等等糟粕,在中共产生之前就一直存在,这些东西与两千多年的儒家影响不可能没有关系。
   有些人,特别是儒家信徒认为:儒家是无辜的,历史上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是中国皇帝造就的,儒家只是被利用了。这种观点是偏颇的。俗话说:“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不是儒家本身具有特别迎合君主专制需要的东西,汉武帝岂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又怎么会长期获得中国皇帝们的青睐,终于登堂入室,自宋以后牢固的确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古儒也不是无辜的,在先秦百家中,孔子的忠君思想和纲常秩序思想是最适合君主专制需要的思想。当然,中国君主在尊奉儒家的同时,也对儒家进行扭曲,比如朱元璋和满清皇帝就严禁传播孟子的民本思想。儒家也不是被动地被利用,儒家信仰的核心是君主 ,儒家要依靠人治(圣明的君主)来实现理想,所以大儒们无一例外地要谋求侍奉君主,或为道援天下,或为功名富贵,从孔子的跑官,到董仲舒、朱熹为君主炮制理论,都可以看出儒家对君主专制主动效尽犬马之劳。总的来说,儒家与君主专制是气味相投,互为所用。
   在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不具备诞生宪政体制的几乎所有必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前,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任何追求宪政的觉悟和冲动,却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对专制独裁超强的忍耐力何适应能力。
    中国有句古老格言,影响非常之深远,直至今日仍深得人心,这条格言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意思是:为了免受乱世之苦,哪怕做一条狗也心甘情愿,心安理德地忍受专制独裁更不在话下了。
    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也有两条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格言:
    “难道生命那样可贵,和平那样甜美,竟值得用戴枷锁和当奴隶来换取吗!?”(帕特里克 亨利语--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人物)
    再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又被精缩成一句响彻云霄的英雄座右铭:
    “不自由,毋宁死!”
    以上可见,在同一问题上中西两类格言的对比和反差是多么的强烈!格言是浓缩民族经验和智慧的短句,两类格言的比较可以非常充分地展现出:西方基督教文化民族在追求自由上的健全人格和英雄气概;同时反衬出中华民族文化所塑造出的民族人格的集体卑琐和庸俗。
    在自由这一问题上中西民族的对比和反差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朱学渊先生悲愤地指出:中华民族只追求温饱,不追求光明!
    民族人格的集体卑琐和庸俗造就了一个民族对专制的强大忍耐力。下跪,这一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现象最生动的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专制的超强的耐受力,和民族人格的集体卑琐和庸俗。两千年来,中国人跪皇帝、跪官、跪“青天”、跪“圣人 ”、跪师长、跪父母......这与欧洲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人难得下跪,以致于被清朝人荒谬地认为膝关节不能弯曲;欧洲人只向上帝下跪,没有给凡人下跪的传统,即使在中世纪,欧洲人在面君时也没有下跪的礼仪,臣民觐见君王只需脱帽鞠躬而已,只是在举行授勋典礼时,接受君主授勋的贵族们需要单膝跪立,这仍然迥异于看起来就奴颜媚骨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欧洲人难于下跪的传统生动的反映出人格平等意识;中国人的下跪文化则生动的反映了一种没有丝毫的人格平等的理念的文化。深受这种文化影响,中国人对待别人普遍要么是居高临下的主子意识;要么是唯唯诺诺的奴才意识;地位相当的人则充斥着嫉妒和倾轧的内斗意识,而唯独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中国格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国人忍辱负重地做奴才,不是为了让自己和他人都摆脱做奴才的命运,而是为了今后自己做主子奴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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