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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取经”之路是中国创建自由文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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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文化民族主义的道路就是义和团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死路一条;历史也证明:如“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式文化改造也是行不通的,中国唯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扬弃和修复,从而逐步地、稳妥地创造出中国的自由的新文化,就象今天的日本那样。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3/17/2007
   提纲:
   一,两千年文化糟粕岂一个“党文化”了得?
   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重大缺陷——自由精神的欠缺:
   1.儒家缺乏制约统治者权力的精神和传统;
   2.儒家没有人格平等的精神;
   3.儒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及其深远恶果;
   (1)平均主义纵容人性中的嫉妒原恶;
   (2)平均主义衍生压制个性和创造力的文化传统;
   (3)平均主义刺激国民性在愚民和暴民两个极端晃荡;
   (4)平均主义阻断公正精神和私权观念的生长,培育出漠视个人的国家本位文化传统;
   (5)儒家的平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投合和息息相通;
   三,儒家远非无辜——儒家历史上一贯主动投合专制者所需;
   四,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民族人格的集体缺失和畸形——共产党的统治强化了这种缺失和畸形
   五,文化民族主义死路一条,中国唯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国的自由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专制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王朝,造成的灾难也超过了历朝历代,一些中国人士因为中共的外来属性,就对西方文化持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纯洁无辜的,中国文化现在之所以这样败坏,完全是因为西方马列主义入侵的结果,据此而滋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心理:
    一些民运人士和学者认为:“祖宗何罪,罪在中共”,认为中国当前的一切败坏之处都是中共造成的,而不愿意正视早在满清中叶,中国已经弊积如山、全方位落后于西欧的事实,这一些民运人士和学者,也就不愿意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入的考察和反思,察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哪一些糟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因此,这些人虽然反对中共专制统治,但对汲取自由主义思想、宪政民主理念等西方文化精华缺乏热情和谦虚的心态。
    某些信仰人士自身人文知识比较欠缺,但是他们不去弥补自己的欠缺,反而将因知识欠缺而生的偏见和谬见混淆于信仰的内容,这些人从偏见和谬见出发,把中国所有的糟粕文化都归罪于中共,甚至把历史上长期沿袭的愚忠、愚孝、家长制棍棒教子,以及一千多年前的宗法礼教陋习都一股脑地称之为“中共党文化”,而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完美无瑕,是优于世界上一切文化的“神传文化”。这些信仰人士虽然对中共的邪恶深恶痛绝,但却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罪恶:缠足陋习、阉人传统、极端的男尊女卑、极端残忍的国家酷刑等等或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这些人一方面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迫害,另一方面却顺从中国传统上是非淡漠的道德相对主义思维方式,视蒙古征服、满洲征服而带来的种族压迫、种族大屠杀人道惨祸为正常现象。
    这种建立在偏见、谬见基础上的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心态一旦形成,一个民族将不可能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将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王朝历史绵延了两千多年,始终走不出恶性循环、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中国的本土文化也始终生长不出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的理念、思想、理论,而基督教文明的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只用了一千年就步入了现代工商业文明社会,现在更是普遍地建成了民主宪政,这无可辩驳证明了:中国单靠自己的本土文化,难以步入现代文明,难以建成民主宪政。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虽然为维护中国社会的的伦理道德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儒家的欠缺,使得中国的历史上专制制度远比欧洲暴虐、长久、稳固,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自由民主的因子非常稀薄,而专制独裁的毒素却非常浓厚。
    儒家的头号欠缺就是个人自由的精神。张国堂等人认为: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尊重人权的理念,这就是儒家崇尚个人自由的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不过是一个劝人向善的道德说教,远没有到提倡个人自由的层面。历史上个人自由的精神来源于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政治权力才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而中国的本土文化,没有限制统治者权力的传统。
    孔子最强调的儒家信条是忠于君主,他反对限制君主的权力,甚至不容许在礼仪上对君主的任何僭越行为;孔子也不承认反抗暴君的权力,只承认臣子有离开暴君的权力。孔子主张“君为臣纲”,但因为缺乏制约君权的精神 ,“君为臣纲”必然发展到皇帝金口玉牙,言随法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无法无天地步;孔孟古儒也必然会发展成儒家理学。可见孔子的学说是没有任何制约统治者权力的精神的,这就是自由精神的欠缺。
    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目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萌芽的理念,它承认臣民反抗暴君的权力,隐隐含有限制君权的萌芽,但是,因其与儒家“至圣”孔子思想的矛盾,这种理念并没能产生主导的影响,孔子的君臣理念始终始终在儒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发展到理学阶段时,孟子限制君权的萌芽理念遭到全盘否定。
    欧洲的情形则大为不同,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日尔曼各部族完全是在基督教的基础上重建文明,基督教自身具有的强烈的契约精神深深植入了欧洲文明,按照《圣经》,上帝和人类的关系是以立约的方式确立的一套权利义务关系;
    首先与儒家在中国君主面前的婢女地位不同,欧洲君主的统治合法性要完全从教会取得,“君权神授”,神权居于王权之上,同时按照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原则,神权和王权又必须分开,这就使得国王和教会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契约关系:国王要获得教会册封,必须信仰基督教、保护教会的利益、遵守基督教的教条...要是国王信奉基督教以外的“异端邪说”,迫害教会,或者象中国君主那样,公然搞一夫多妻制,就会被教皇革除教藉,权威扫地,成为人人可以诛之的巨奸蟊贼,那样的国王在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欧洲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因此,欧洲君主的统治权力,首先受到神权的制约。
    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套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贵族效忠君主,战时随从君主征战;君主不得侵害贵族人身权利和领地......欧洲传统中没有孔子所提倡的那种臣子单方面忠于君主的观念,君主一旦违约,臣子就有权反叛,而且能得到普遍的响应:
    英法百年战争初期,法国王太子查理(后来的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争吵,一怒之下刺死了公爵,结果法国北部的贵族,因为王室的任意杀人而纷纷倒向英军,导致法国一败涂地;英国安茹王朝国王约翰向贵族们摊派勒索,任意处罚,结果引发了伦敦周围贵族们兴兵反叛,国王于1215年被迫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侵害英国教会的权利;国王不得征收册封契约之外的赋税,有特殊需要要加税必须经过全体附庸大会的同意;不经过由贵族组成的法院的合法判决,国王不得处置臣民;确定城市的自治的权利,保障市民的通商自由......
    英国《大宪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步由平等谈判产生的限制王权的法律文件,它是近代宪法的雏形,是欧洲自由进程的起步。从《大宪章》显然可见:英国人自由的起步--僧侣、贵族、富人的自由是建立在限制王权的基础上。
   《大宪章》产生后的两百多年间,西欧各王国都普遍地形成了限制王权的议会制度,不经过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征税。在基督教契约精神的影响下,欧洲的君主与臣民和教会是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这就必然演变为教会--国王--贵族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社会体制,正是在这些分权制衡的缝隙当中,现代人类的自由才得以生发、成长和壮大起来。
    英国的贵族自由是社会自由的第一步,一个国家,如果贵族都没有自由,又谈何下层民众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连上流社会人员都没有自由,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转型为自由社会的。中国历史上不仅连贵族自由都欠缺,后来连文化中贵族传统都消灭了。中国自秦朝以来,中国历经了一个皇权极端膨胀,而贵族衰微和消灭的过程,这与儒家文化的影响直接相关,两千多年来,儒家强调孔子倡导的单方面忠君的理念,单方面强调忠君,必然否定臣民的权利,可见,儒家对中国社会的自由进程不仅没有推动作用,还是自由化的障碍。
    儒家也没有平等精神。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在上帝面前国王和乞丐是平等的;孔子却说:“别尊卑,明贵贱”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 。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圣经.新约》12:13-17),基督教以此为据,始终奉行政教分离原则,按照基督教的精神: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耶稣基督,君主的权柄虽为神授,但再荣耀的君主都是凡夫俗子,和乞丐没有分别;儒家发展到董仲舒阶段,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大力神话君主,认为所有的君主都是“天子”(神的儿子) ,鼓吹对君主的顶礼膜拜,这种提倡必然会逐渐导致在君主权力面前人格的集体流失,导致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极端的君主专制;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也使中国的王朝政权从此逐渐步入固步自封的政教合一的形态,儒家意识形态从此丧失了任何限制君权的作用,从此政教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张力,王朝政权再也难以进化。
    一些民运、异议、信仰人士把欧洲中世纪说得地狱般的漆黑,并指同时代的中国好得多,这实际上是很大的误解。欧洲中世纪虽然黑暗,但不是绝对的黑暗,因为欧洲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分权制衡体制,它的黑暗中孕育着光明,它能靠自身的力量走出黑暗;而古代的中国在儒家的主导下,不能产生任何限制君主权力的习惯性软力量,儒家的影响反而起到不断强化君主专制的作用,因此,与欧洲同时代的中国社会,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中世纪欧洲的那种可怕宗教恐怖和政治势力的对峙,其黑暗中却不能孕育光明,而陷入绝对的黑暗。
    在近代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随着儒家影响的深入,中国向极端野蛮的一元化君主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明朝远比唐、宋专横残暴,清朝的专制黑暗,超越了秦朝以后的所有的朝代。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靠自身很难走出王朝专制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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