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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一、

     传说中的中国文字之父苍颉是一个官吏,甲骨文则是君王贵族的游戏,周易是文王们推演天道的工具,尚书是三代君臣们的语录……这些言文在其源起之际就跟平民奴隶无关,跟个体本位无关。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东西方共享的原则:奴隶是会哞哞叫的牛马。但东方大陆对下层人民的忽视更甚于西方,西方的奴隶知道自由,也知道如何争取自由。因此,很早的时候,斯巴达克思,马克思称他为古代史最辉煌的人物,也因其向往自由为我们所知。而在东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深重地影响了大地上的人民和上层。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即使有五百年的歌唱、十九首那样的人性哀伤,但这些人民的呼声经过方块字的抑扬顿挫处理,变得可以赏玩了,变成类别化的人性人心。这些类别永远无能说明人民,永远无能说明个体的喜怒哀乐。人民没有从无明的状态解放出来,千千万万的民众,一个规模巨大而畸形的活物,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仅以战争为例,三代中的殷商《卜辞》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春秋》记载,在其242年间战争448次。战国,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转型,东土的子民贡献了无数的人体。那时的中国人是如此嗜好自己的同胞,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到秦汉政权交替,他们死伤枕藉,以至于给上流社会贡献几匹马的能力和荣耀都丧失了。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使得“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到汉武帝时,他的雄才大略远在后来的毛泽东之上,虽然文采上比后者稍逊风骚,但这样的大独裁者在位五十多年,同样需要数千万子民贡献人体,几番讨伐匈奴,使得“强汉”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汉末三国南北朝,上层玩起“国王(皇帝)的游戏”,他们再一次捐躯。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帝王般的诗人曹操都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人断肠”;然后是南北朝的战争,文明仍不过是一种绞肉机。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短命的隋朝向唐朝过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东方大陆上的人口就锐减了三分之二以上,几千万人似乎刚冒出泥土又永远地进入了荒坟;安史之乱,为时九年的屠杀,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宋元明清,自然又是人民这样的“行货”受尽折辱,如鸡鸭,如刍狗。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而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损失人口8000多万。1786年大清人口3亿9110万人,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据说到1911年全国才恢复到3.4亿人。……

     历史学家数数说,在这片大陆上,每隔十八年要以战争形态杀人,至于平时,以权力、捐税等形态杀人,更是数不胜数。人是什么?是取乐的工具,是消遣的对象。这种文明,实在是无明于人。亚洲第一共和国建立20多年后,孙传芳流畅自如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后,青年女工李九莲在一片手纸上草草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50多年后,在富饶的江南,一个不到十来岁的孩子刘辉拒绝救他落水的妹妹:“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在首善之区,一个“科学家”说下他一生的名言:“不必敬畏自然,何苦生在中国。”

     跟其他民族的人民不同,中国人民的罪与苦不曾充分必要地表达,它是喑哑的、沉默无声的。其他民族的人民早已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歌手、诗人、语言的天才、艺术家和幽默讽刺大师。但中国人民还不曾放开歌喉,不曾用笔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从神话传说开始,盘古开辟天地,到共工、刑天的斗争,甚至三皇五帝的功绩,都那么渺然模糊,甚至百家诸子,都以言留名,我们却难以窥知他们生长于斯的心灵。他们似乎不属于人的个体,不是独特的这一个人,不是有着喜怒哀乐正常感知的生命体,而是早熟地成为类的代表,成为群的象征,成为永远离弃常人生活的圣贤君子。历史学家承认,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是极为混沌的,他们没有个体的感知。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因此成为我们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屈原以下的中国作家仍多半回到了文字游戏里,何况屈原本人身心扭曲,他的忠君爱国也好、他的品质高尚也好,都如文人以文字为装饰自己,而非现实的存在,他的现实出路是死。屈原以下的汉语作家们从文字出发,并没有走向生活和人心。民众的生活,最多如征夫泪、思妇怨一样成为他们表达的一种类型,他们从未感受到对大地上无数无名个体的神秘的负疚感,他们反而感受着“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文字自大。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在他们生活的暗影里有着千千万万同胞在受尽侮辱损害,他们也从未感受到耻辱的真实形式。他们从未想过要为那沉默的、畸形的、机械的人民说话并把他们的灵魂介绍给世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写作的人性意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字的耻辱。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那些思想的闪光、那些人性的呼喊,都只是吉光片羽,就像是息壤一样,从来没能自成大地以抵挡中国的洪水,反而现世不久即被上帝收走。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明的耻辱。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存在离不开他的环境,他必须不突出自己地依附于他的环境。即使隐士、特立独行之人,也不会在他隐居的山林、他活动的江湖上生成一个个人性的宇宙。中国文明,或许有着巨大的精神个体,但这些精神个体永远处于无明的轮回里,甚至其身份也从来属于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些精神个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化外之文明的象征。

     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文明认知到自由仍无能无意接纳它的原因。

   二.

     即使专制统治同样宰制西方数千年,但西方最诚实的思想家们承认,在所有的专制中,东方的专制更反动、更腐朽。他们一致看到了这种专制中更深重的奴性。亚里士多德说:“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 孟德斯鸠说:“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黑格尔说:“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理查德-琼斯说:“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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