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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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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声音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亚洲的左派力量正在重新崛起。在印度,印度共产党(马)通过选举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在韩国,信奉共产党宣言的政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誓言要成为执政党;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本已奄奄一息的一些左派政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的迹象。据说,这些亚洲的声音实质上是冲着全球化的资本市场而来,它力图表明,人类世界并非“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撒切尔语),“另一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左派的死硬死扛并非亚洲独有的现象,用拉美人的话说:“我们——年过半百的一代左翼——始终梦想成功地抵抗美帝国。近年我们曾以为这个时刻永远不会来了。”言外之意,风水轮流转,又转回梦望了。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源不难想见,即政治势力及其追随者们认同某种观念或真理的“政治正确性”:人生而平等,人们不应再心甘情愿地只看着别人过幸福生活而自甘贫穷。我们难以确知的是,这些左派力量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
   
   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中,我们亚洲人的想法往往是被忽视的,这其中似乎有人类的宿命或必然性。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们,在世界知识谱系里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孙文、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只是被承认而已,梁启超、胡适之、石原慎太郎、池田大作、铃木大拙等人似乎只是零,甘地(或许还可以算上达赖和昂山素季)则是以血肉之躯的惨烈织染进了其文明画布而已。规模庞大的现当代亚洲人的生命理想或生活图景是以西方人为参照的,西方人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模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可能和边界,他们一生的努力难以抵达并突破这种边界。就是说,在当代文明演进里,亚洲人不能代表他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亚洲人因此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难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积极因素,即使他们想参与国际社会,但他们有心无力,本能而无意志。

   
   这样说,并不表示亚洲人只有被动地“脱亚入欧”的命运,日本现代史就是一部主动成就自身的历史,其他国家地区则对欧美化多有距离或保留,实际上,亚洲人虽然主导不了世界,却始终跟孙文说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始终用着各种名目抗拒着欧美化道路,亚洲人虽然以“印度之路”为病,但一度有过四小龙的奇迹,今天更有人们一直拭目以待的中国特色道路:上海会议、“中非论坛”正在显示这一道路的宽度。因此,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过程里,我们亚洲人一直在尝试或在努力发声,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等人的嗓门一度大得世界注目,更早,尼赫鲁、毛泽东等人的声音也极为宏亮。
   
   在亚洲内部,亚洲人的声音更是热闹了。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家和分析家,有自己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专家,对世界事务的饶舌可以说是非凡的。在文明舞台的大天地里,旁观者或说观众中,似乎只有我们亚洲人作为观众才是最有意思的,非洲人是沉默了、南美人远离舞台的“心脏地带”(麦金汉语),只有亚洲人才多受影响,才在看台下交头接耳、品头论足、揉身而上、众口一声、摸鱼揩油、合群而大。
   
   今天,当亚洲人告别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焦灼的赶超心态,从容地做观众时,文明大戏的演员们,其言行更成为亚洲人议论的焦点。不仅石原慎太郎在说不,亚洲的政治家们更多地开始说不,据说亚洲的年轻人也多在摇头说不。维和也好、反恐也好、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亚洲人都有着精彩的分析和重要的意见。比如,新加坡人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就是个有心人,他做联合国大使多年,“仆人眼里无英雄”,他太了解西方人的片面、偏见、自私、盲目了,他因此从历史和现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欧美人有脑子,亚洲人也有,亚洲人也会思考。
   
   就是说,亚洲人的声音逐渐开始大了起来。这种现象只会长期存在下去,在国际舞台上(或网络世界里),亚洲人的嗡嗡声已不可静止或终止。这种局面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前说的亚洲左倾化。但是如前说,这种自立自决态度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真实的声音仍值得人们观察并分析。因为亚洲人的自性意识到目前为止,仍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地区内部发挥作用。他们的思维多半落脚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之上,他们很少立足于个体本位。用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的话说,“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也总是没多少长进。我们对欧美人说不、唱反调、放狠话一类的声音,对欧美人崇敬、欢呼、恨铁不成钢一类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仍只有自导自演的意义,仍只是观众席上的热闹,还不能进入国际舞台作秀。在此文明阶段里,亚洲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主见或成见,对亚洲人是福是祸,真是难有定论。
   
   就是说,亚洲人有了声音,有了左倾的苗头,但亚洲人并不是对国际世界说话,亚洲人的众口一词也不是表明亚洲人已经有了共同体意识或联盟感觉,他们更多地是在折腾自己的同胞,是在治人或治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亚洲人说话是否就代表了所有的亚洲人。比较起来,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一直是而且全力加速右倾。它经受了不逊于任何亚洲国家的苦难,但它并未声称自己代表真理,代表坚定的平等派或均贫富者。它很少有口号的高标,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
   
   不错,亚洲人有过太长久的苦难,但苦难并不构成自立自决的资本,相当多的国家地区却以苦难构成了自己的成见,每一次寻找现代性的关键时刻,都恍然自己发现了真正的道路,更有“好了伤疤忘了痛”者,仿佛自己天生高贵。一部亚洲人的现代化史就是这样充满悲喜剧的历史。直到今天,亚洲人仍在现代化途中,“在路上”。因此,当亚洲人以为自己站在政治正确性一边时,也许可以想一想一位西方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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