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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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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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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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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十二 祈祷和平


   十二 祈祷和平
    一九四六年,《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到日本游历之后,对国人发出警告说:“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之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作为一名优秀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芸生将中日两国的现状作了一番切实的比较:“凌空观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对中国有一种模糊的钦崇,以为中国毕竟是了不起的大国,八年战争不屈,终使日本失败了。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对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中国人自己是否应当引起某种警觉和思索呢?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祸福命运。而顺逆成败,则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近代化的适应能力一直落后于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对中日两国发展轨迹的预言却不幸成为了现实。
   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发奋图强,抓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机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重新进入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饱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之苦,在抗战胜利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迟到的改革开放。此时,中国已被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日本领土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还没有黑龙江省大。日本国土百分之六十为山地,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然而,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的穷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就崛起为经济和科技大国。
   从古代以来,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赶、超越”的精神来对待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古代,日本把中国当作老师;在近代,日本把荷兰当作老师;在现代,日本把美国当作老师。这是一个善于使用“拿来主义”的民族。
   日本在“国际交通安全学会”发表的“社会速度指标化”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点六七米;东京人第二,每秒一点五六米。与之相比,巴黎人不过每秒一点四六米。步行速度极具象征意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显然不仅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经超过了古罗马的后裔意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过的榜样——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过了曾经发明生产流水线而震撼世界的工业强国德国,真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五万亿美元的惊人成就。这一发展速度确实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索尼、东芝、佳能等跨国企业,无论在科研水平还是在管理运营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在汽车和钢铁生产领域超过了自己的良师美国。日本拥有的外汇储备高达三千六百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欧洲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这一地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撼动。
   中日两国的经贸极具互补性。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空前活跃。
   中日贸易额从一九七九年时不足七十亿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九亿美元。对于中国来说,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还是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近十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两万三千多个,实际使用金额四百亿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经有四百二十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世界三十一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许多制造业计划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
   日本还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贷款属政府开发援助性质。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两万九千五百零四点八九亿日元,项目达一百九十九个。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一千两百七十九点七二亿日元,用于一百一十九个项目的建设。日元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日本制造的日用电器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白田山认为:“不应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荣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仅有经贸的合作是不够的。多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异常冷淡,两国国民之间也远未达成起码的理解和友好。中日两国要成为亲密的盟友关系,还要克服很多障碍、还要越过很多鸿沟。
   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日本“坏”和“特别坏”的中国人高达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舆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有亲切感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对中国人没有亲切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有亲切感的人数。
   上述调查无可回避地表明:中日两国甚至在多数普通国民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互相厌恶的情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为和平、友好而真诚祈祷,我们更要为和平、友好创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过日子,要是邻居令人厌恶和畏惧,如果无法让他走开,那么最多我们自己搬家走开就是了。然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即便谁都不认为对方是个让人喜爱的芳邻,却注定了谁都无法让对方搬走,自己也无法走开了事。因此,无论是厌恶也好、喜爱也罢,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漠视对方,无法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既然我们无法回避日本的存在,就应当了解和研究这个与我们有着上千年复杂纠葛和恩怨情仇的邻居。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最应该、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客观地了解、研究和认识对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骂、仇恨和敌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对我们自身造成重大的伤害。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作家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韩国教授李御宁写过《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它们都成为外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而作为近邻和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迄今为止却没有写出一本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巨著来。
   相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让我们本国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曾经拍摄过电影《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说过:“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
   我们一方面恐惧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却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昂,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
   但是,日本的历史传统、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日本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日本未来经济调整和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样一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加以回答。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不了解的对手,是难以战胜的对手。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摆出的资格。
   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处于“虽近实远”的状态,甚至远远比不上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和研究。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普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却仅仅止于相扑、艺妓、插花、索尼电器、丰田汽车、村上春树的小说和青春偶像剧。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中蠢蠢欲动中的日本,我们必须洞察日本的精神内核和政治走向。这一切又得依靠实证研究,而不是想象和臆测,正像电影导演姜文说:“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中国要赢得一个同日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地位,首要的问题是让自己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富裕、文明、民主的亚洲强国。中国的知识阶层要警惕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主义、复古主义和和反现代化的思潮,坚持致力于人道、和平、民主、自由、博爱这些先进价值观的阐发,使中国尽早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中日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都有其相当的片面性。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悲剧,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谁都不愿意看到。
   中日之间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中国自身而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强大起来。所谓“强大”,必须包括经济水准的飞跃、政治制度的革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等诸多方面,而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之前满清帝国的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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