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铁与犁》之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余杰文集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
*
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
*
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
*
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铁与犁》之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
   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这种“移魂大法”呢?一方面,日本人非常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日本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日本人的“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日军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