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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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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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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三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三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一个清瘦矮小的中国学生,与他的日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那时,日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白人战争,打败了有“北极熊”之称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举国为之欢庆。

   在日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侦探,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兴高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日本学生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中国学生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日本热潮中,周树人是诸多内向而自卑的中国留学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选择学医,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他们那代人认为医学将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父亲被庸医延误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灯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文学泰斗;无论是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教育先驱,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中国学生潮水般涌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后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发展。
   美国汉学家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无论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们在日本的专业课程,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大都积极地参与了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改写。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由于留学生人数的急剧扩大,流亡的维新派和革命党都不约而同地把日本作为他们争取海外支持的大本营。梁启超在东京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太炎也在东京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刊通过种种途径流入中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颠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团来中国朝拜和学习。过去一千三百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内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都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中国人到日本去。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中国文献的真实性。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一个使团初期有两百五十人,后期约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
   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宫廷中任职,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宫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逆转。而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日本国志》出示,张之洞读了之后感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对于满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黄海、朝鲜和满洲,中国军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满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日本马关与日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静的日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道”。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马关夜泊》一诗,写出了春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甲午一战,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一针兴奋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强;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北京与国内的知识分子讨论,更深知我们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脱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开始把日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全国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强运动,在前驻日参赞、诗人黄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日戊戌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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