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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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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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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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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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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二 近代的歧路


   二 近代的歧路
   在中国广州虎门,站立着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则徐塑像。被誉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则徐,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闲看月圆月缺,静听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贺的街头,也站立着一尊威风凛凛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亚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个高鼻、凹眼、卷发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国海军将军佩里,是第一个用舰队叩开日本国门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弱国,共同面临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回应办法却有天壤之别。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而日本人却牢牢记住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异邦人佩里。
   这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给后人几多的悲喜,几多的思考。
   这两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后其实已经隐藏了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歧路。
   一种伟大的文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数千年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以创造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所谓“有容乃大”。在辉煌的治世,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优长,中国人也以开放的心胸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国文化则以严重的惰性拒绝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中国人也以保守的姿态惊恐地注视着强敌的来临。
   元明以后的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静止的状态。近代之前,华夏文化没有遭遇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即便是夺取了中央政权的异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自信心膨胀为自大感,以为华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坚守不渝、墨守成规,就可以战胜强敌。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如同春蚕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继兴起,如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内阁制度的确立,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在欧洲、美洲生根发芽;在科学技术上,自牛顿之后种种重大发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生产技术随之改进,工业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而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却继续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国际大势的变化一无所知。无论是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还是掌握着日本政权的幕府首脑,都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被禁锢于考据学的范畴之内,与实际生活脱节,普通民众更是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八零八年,英国军舰闯入日本长崎,负责长崎地区军政事务的佐贺藩没有能够及时制止,长崎地方官员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杀。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紧海防。此后数十年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日本近海,外强中干的幕府颁布了“外国船驱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阶层和普通民众心目中,中国一直是天朝大国的形象。如今,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击,这令日本联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来。于是,幕府开始聘请军事专家高岛秋帆制造枪炮、改革兵制,以应对时局变化。
   一八四八年,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美国决心向太平洋扩张,使用武力逼迫日本开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国总统费尔摩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远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国书,并威胁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给使者两面白旗。幕府被迫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佩里率舰队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离开。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黑船事件”。
   一八五四年一月,佩里率军舰七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幕府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伊豆下田和北海道函馆两个港口,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此后不久,英国、俄国、荷兰等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样,晚于中国十多年之后,日本也被迫走进近代国际政治,并陷入西方列强无所不在的罗网之中。
   在被迫门户开放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闭关锁国,仅仅在长崎的出岛一处,允许少数荷兰商人从事贸易活动。虽然日本官方禁止平民与居住在出岛的荷兰人有任何接触,但日本人还是勤奋地寻找他们所能得到的零零碎碎的西方学问。他们努力学习荷兰语,吃力地翻译有关医学、数学和航海技术的文章。他们钻研并利用耶稣会传教士为中国人翻译成中文的欧洲科学教科书。日本人用这种方式零散而准确地把他们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拼接在一起。
   这就是日本寻求西学的先声——把荷兰当作老师的“兰学”。可以说,“兰学”的肇始直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从此,“兰学”取代“汉学”,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欧洲先进文化的一扇窗口。
   在明治维新前夕,幕府政权已经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日本统治者比满清统治者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和进取性,而日本普通民众的应对也是敏捷而坚定的。
   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七年,在幕府的主动请求下,荷兰先后派遣海军军官佩尔斯雷根与军医鲍姆培赴日,帮助日本人开设海军讲习所与军医讲习班。一八五五年,幕府还设立了洋学所。洋学所的兴盛,使日本很快涌现出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
   幕府还从国外聘请大批技术专家,创办了许多近代工业,如浦贺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关口制造所等。以萨摩藩为首的各强藩也积极进行藩政改革,其重点就是整顿洋学设施、开展洋学教育、创办近代工业。
   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许国民出国学习或进行贸易,而且还与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国派遣留学生。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五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李鸿章就观察到了日本政局的变化,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到:“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日本人善于学习、发奋图强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阐述从幕府到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经常提及一段有关爱国志士坂本龙马的故事。
   侩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党成员,也是一位剑道高手。有一天,正当他腰插长刀得意洋洋地阔步于街头时,恰巧遇到坂本龙马,龙马看到他的这副模样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所以短刀要比长刀有用。”边说边把自己腰间的短刀给侩垣看。
   侩垣想,说得有理。后去后立即换上短刀又去见龙马。龙马没有说什么,突然从怀里掏处手枪,“叭”地开了一枪。手枪的威力让侩垣大惊失色。
   过了几个月后的又一天,侩垣带着手枪再次去见龙马,这次龙马微微一笑,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看,并说:“那已经过时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的是这个了!”那本书是《万国公法》,是一本国际法方面的书。
   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学习是比较全面的、毫无保留的。从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从服装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动地拿来为我所用。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二十一年,满清王朝才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这个机构比近代国家通常设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标志着中国统治者放弃原来那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给“礼部”来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总理衙门之下,思想开明的恭亲王奕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这一常识性的建议,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由《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当时,魏源充满忧患地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二十年之后,魏源已经被他的同胞所遗忘,而在日本知识界《海国图志》却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著作。
   在北京,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讲究天朝面子和君臣关系的高官显贵们,坚持“夷人”必须向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跪。而这是经过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面前也不会下跪,更不用说要向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老大帝国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刚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亲自接见法、荷、英各国驻日公使。这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天皇迁到东京之后,于一八六九年又相继接见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普鲁士等六国的公使,并接受各国的国书。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来到东京的皇宫晋见日本明治天皇。事后,何如璋在日记中写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两手恭敬地接受国书,以鞠躬为礼。他评论说,这些仪式“于泰西同”。而在何如璋这样思想还算开明的满清高级官僚心目中,虽然承认中国“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定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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