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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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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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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片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空

余杰访谈: 找一片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空 
   
   作家余杰,三月应邀来港参加崇基基督教文化节及坊间多项讲座。与过去两次来港不同,已受洗加入教会的余杰,很强调今次是他首次以基督徒身分出席讲座。
   由充满青春激情的第一本公开发行著作《火与冰》(一九九八),到渐见基督精神渗透时评分享的《天安门之子》(二○○五),余杰的笔触见证了时代变化,也见证了上帝的大能。在三月廿二日的本报专访中,余杰跟大家分享这段日子的心路,以及国内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和需要。
   余:余杰
   李:《时代论坛》社长李锦洪
   罗:《时代论坛》编辑主任罗民威
   
   由天安门之子到和平之子
   
   罗:自小受无神论及唯物辩证的影响,为甚么你会受洗加入教会?可否说说你的心路?
   余:我的童年在四川,我的家庭很民主,父母很尊重我,家里很多事情都跟我讨论,不像传统一般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权威,我就是在这种很宽松的环境下长大。到十六岁那年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我开始对中国官方的教育有很大的怀疑,也看大量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解放潮流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像刘宾雁的报道文学、苏晓康的,还有当时翻译的西方著作。一九九二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有一年的军事训练,那是八九年以后对特别是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驯化和洗脑。那一年是很痛苦,官方把军队宣传成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我觉得里面对人性的压抑是蛮残酷的,很多同学出卖自己的良心,比方说同学之间互相告密,向长官作很多拍马屁的事情。很多这样的事情,令我反复思考人的独立、人的自由这样的基本观念。
   然后,军训完回到北大,这几年有很痛苦的经历,因为理想破灭:我考北大前看过老北大的故事,对学术自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九十年代初的北大恰恰是他的最低潮,经历过八九以后,很难听到有好的教授能讲一点真话,也很难有人很认真做学问,因为一方面是八九后的政治高压,第二方面和九二年以后商业化市场压力有关。我原本对很多教授的著作很仰慕,大学生活结束以后有很多这样的光环破灭了。官方为了收买知识分子,提出教授评等级,好多老教授就开始争夺,非常失望。原来我的希望写一本作品,后来我在北大看到这么多的事,就想我写一本,一百本,都是沧海一栗;知识、文化、文学能否支持自己的生命,我开始怀疑。
    后来毕业以后,有次参与编辑一套中学生语文读本,编委里有一位基督徒建议把圣经的一些篇章选进去,引起很大争议,但是我很支持他的想法,我那时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觉得圣经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开始跟我们传福音,我们用原来的理性框架跟他辩论,那时我无法接受童贞女怀孕这类事情,他也没法用逻辑理性来说服我。他说我们太骄傲,这一句就印在我心里,尽管我心里不承认。
   回到北京以后,是我妻子先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一间家庭教会受洗和聚会,但那地方非常远。那时我出于对她的疼爱,就说没必要跑太远,有没有可能自己建立一个小的团契?恰巧我们发现身边有几个基督徒,连同我们三对夫妇就开始在我家里聚会。我们没有人带领,是我妻子看圣经和各种的书来跟我们讲。我一开始是旁观者,慢慢就愈来愈投入。我们在家聚会有两年时间,这两年对我是很重要。这种团契跟文学写作沙龙完全不一样,因为若我搞一个沙龙,请十个朋友来,我会研究他们十个人在学术上文学上的成就是跟我差不多还是比我好,我才会请他们;但是在我家里做团契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大家是来听神的话语,而不是来听任何人讲,所以任何人他愿意来都可以,朋友邀请朋友,团契就有三十多人,我们的家已没办法容纳,于是就到外边租房子。这两年时间,因为在家里聚会,前一天就开始打扫家居,准备拖鞋茶水,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工作中,神让我慢慢的去除掉我的骄傲,谦卑下来。
   李:从心灵到身体,这其实都是一种学习,耶稣仆人的样式,就是去服侍人,然后给他们心灵的充实。在这两年,你说一班基督徒研经,看圣经,当中没有一个特别的导师?这两年来,你是怎么看圣经的?比方说有哪一些的经卷,像上帝特别跟你谈话的?
   余:我看是非常的多,像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保罗的书信是我挺喜欢的。旧约中像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以赛亚书,这些我也读得比较多。我还有看其它的属灵书籍,包括比较传统一点的像《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也看到一些像美国的一些主流著作,像《标杆人生》这类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潘霍华的《作门徒的代价》,因为跟中国的处境很有对应。
   到我们要开始到外面租房的时候,神也特别恩待我们,差遣了一位温州来的牧师,年纪比我还要少两岁。他是金陵神学院毕业,后来分配到三自里面做了一两年,后来没办法了,他觉得三自问题这样大,后来他自己出来,在温州的家庭教会中,他很有知名度,在全国各地做很多大的传道活动。
    一开始时他想到北京做出版,基督教方面的,然后经朋友介绍,我向他推荐一些书稿,他到我们的教会来。第一次我们就觉得他是上帝派来的,就向他提出愿不愿意做我们的传道人做带领,他说非常愿意,到现在已经是两年多了。
   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特殊,这两年中国家庭教会中还没有这种以关注民主、关注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所以我们欣赏他,他一到来是就说不愿意成为一个非常有权位的主任牧师。我们的主要同工有他,还有小说家北村,还有我,教会主要是我们三个人共同商量来决定的。我们现在在尝试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能不能成功我们也不知道,不要说现在牧师是比较年青,其实那些很厉害的人物来做我们的牧师也很难,会友大家的专业都不一样,有维权律师、有作家、有画家、有音乐家,有社会活动的异象,有公共领域的问题,有每个人的家庭婚姻问题,很复杂的,虽然我们人少,只有三十个人,但是带领我们的教会可能比带领普通一间一千人的教会还是困难。
   不是「一人基督徒」
   
   李:你们教会的崇拜聚会跟其它教会的模式有没有不一样?
   余:首先,我们的崇拜时间是在下午,严格按照教会传统应该是在上午,但北京就是太大,还有就是我们画家艺术家比较多,他们就是通宵。我们是在下午二时开始,先是唱诗祷告半个小时,然后两点半到三点半第一场讲道,一般是牧师讲,也会请外边的传道人。第二场主要是我和北村带领查经时间和祷告,我最近在讲罗马书,北村在讲创世记,隔周轮流讲。第二场后还有一个环节,是一个小时的讨论,这也是我们跟差不多所有教会都不一样的。我们会将拖鞋放到中间,围坐像圆桌般,我们的讨论没有任何的限制,慕道的朋友他都可以批判和怀疑。讨论主要是针对当天的讲道,不过他自己生活当中所有问题都可以提,我们是非常开放的讨论。
    李:这是我多年的理想。传统教会讲的是单向的权威,你有问题不能问,只有单纯的相信,很多人听完后都不会回去,也没有满足他的问题。如果讲道后有一个时间大家交流沟通,只会把效果扩大。
   罗:你提及两年在教会的服侍对你的生命有所改变。这生命的转化,又有没有改变你求索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方向?
   余: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在教会服侍和做探访,譬如有参加教会的婚姻有问题,他们打电话来,我们就去探望他们。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这样的去,介入别人的私生活。我也不愿意去这样做一些具体的事,其实我的性格是很安静很内向的,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呆在家,跟别人保持相当距离。而且我原本把写作看成很重要的事,我通过传统思想而来,认为文章是千古之事;我写的文章有十万人、一百万人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在教会内做,现在是关心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残缺的人,去关心他们每一个人跟去写一篇文章是同样重要的。
    李:这个心理的改变很重要,特别是知青或者自以为高水平的基督徒,有很多大事情要做,小事情就留给其它人去做。其实耶稣不一样,耶稣就将事情做在最小最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
   余:这一点我觉得也可能是现在我们三十多岁的年青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跟刘小枫最大的区别。现在我们这一批,其实都在教会里做服侍,都是深刻的参加教会的生活。他那一代始终都是「一个人的基督徒」。
   李:思想上的基督徒,他没有投入信仰群体,在群体当中产生生命的互动关系。他要跟上帝有关系,他就要透过人去见到上帝。
   
   精神文明重建的危机与契机
   
   罗:你信了耶稣后,有很多改变,你怎样看这些改变?
    余:对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我是一个反传统分子;虽然我对这些讲法有很深切的反省,但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士大夫的修齐治平这种平天下的心怀,还是相当的在我心里面,就是靠我的个人良心来写文章,来争取正义,自觉是在做一崇高的事业。许多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居高临下的去看社会看人。但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大的变化是自己跟受自己批判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知悉这一点以后,自己就彻底谦卑下来,对那些批判的对象有相当多的怜悯──当然也有一些读者批评说读我这几年的文章没有原来那么过瘾了,但是谁去支撑这种潜移默化?我觉得是必须的。
   罗:你在近作《天安门之子》中提及,近年从两个方向关注基督教文化,一是重读国内刘小枫、何光沪等学者的著作;二是研究德兰修女、杜图主教等有宗教背景人物的生命和思想。有没有得出比较?
   余:我觉得国内的哲学,他们的作用应该被充分的肯定,但他们其实是一个桥梁的作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还远远未有提出中国自己的一个汉语神学传统,但这个也不能苛求他们,而且我们这代我们自己也建立不起来,要经过好几代人。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土壤的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这工作需要现在就开始来着手文化的事工,因为过往二十年来家庭教会的发展很快,但文化事工基本上是空白的。我们不可以一步登天,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来开始做。
    罗:你提过中国的土壤还未能够生出基督教的文化事工。你觉得中国人看基督教信仰,是否有甚么盲点有待突破?
   余: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仰跟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大部分人未有意识到基督信仰普世的一面,人一说基督教就说是美国的宗教,白人的宗教。
   李:主要还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背后是文化的错误解读,觉得资本主义、基督教文化是从西方来的,产生本质上的抗拒。其实一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就是未能本色化,把它化成普世价值。民主也不是西方所专利,而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宝藏。余弟兄,我看你有一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它整埋成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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