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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被外国传媒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宣布参加立法会补选。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举行的立法会补选,是要填补早前因癌病逝世的民建联主席马力的议席。马力临死之前悍然否定“六?四”屠杀、否定共军坦克碾人的事实,招致天怒人怨,在民众的声讨之中死去。而围绕马力遗留下来的议席的竞争,则成为香港民主派与亲中派之间的一次重要对决,成为香港主流民意的一次风向标。有意思的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次选举将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即方安生与叶刘淑仪。

   将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的陈方安生说:“我决定参选,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除了个人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我在促进香港民主良好管治方面,可以担当甚么角色。”陈方安生坦言她成立的政制改革“核心小组”的成果未如理想,没有平台发意见,也没有和中央沟通的机会。所以,她认为补选是一个契机,可以利用这机会为香港市民争取普选、维护市民的价值。香港社会对陈方安生参选议论纷纷,其中不少人对陈方安生“放下身段”参选感到意外。

   这场补选被香港民主派视为是推动二零一二年普选和凝聚民主力量之战,因此民主派一直希望陈方安生能够参选。陈方安生在考虑多日之后,终于宣布出马竞选,但她在记者会上说自己并不是民主派的领袖。在前港府高官中,她是政治立场最为明确的人,也是北京方面最不喜欢的人。陈方安生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她的爷爷方振武、父亲方心诰都是抗日名将,但其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她于一九六二年加入香港政府,担任政务主任,后来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是香港一百多年来第一位女性署长。一九九三年,她出任香港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布政司。一九九七年,她出任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因与特首董建华不和,于二零零一年退休。

   香港政府的高官一般都是技术官僚,虽然大都是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能员,也深受西方行政运作体制的熏陶,但他们通常不会轻易表达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更不愿得罪北京当局。在台上的时候是如此,在退休之后更是如此。像陈方安生这样明确彰显其民主立场的前高官,可以说绝无仅有。退休后,陈方安生在二零零五年首次走上街头,参加争取普选大游行,其后多次评论香港的民主发展。

   二零零六年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我有幸走在游行队伍中,看到陈方安生在记者簇拥之下的身影。当她挥汗如雨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时,不时有市民走近,与她打招呼和握手,她在香港的人气可见一斑。近年来,香港社会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北京越不喜欢的人,香港民众越喜欢。我由衷敬佩这位勇敢的女士,因为做一个北京不喜欢的人,确实不是容易作出的选择。北京当局的统战势力越来越大,连若干西方政客都成为其吹鼓手,更不必说已经在北大人掌控之下的香港了。

   政界和传媒都相信,陈方安生的对手会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次选举将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叶刘淑仪也是前香港政府高官,她在二零零三年负责推销基本法“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惹起轩然大波,引发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北京当局一看情势不对,立刻丢卒保帅,叶刘淑仪被迫辞职。辞职之后,她上京与中央官员“话别”。对于唯北京马首是瞻却被“挥泪斩马谡”的叶太而言,北京永远是主人,如果还想东山再起,就得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地“为北京服务”;而对于北大人来说,尽管向来过河拆桥,玩弄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就像使用避孕套一样,用完便扔掉,但此次对待忠心被贬的叶太,似乎有点于心不忍,不妨通过接见来给点安慰。叶虽然失掉了官位,却北上与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以及港澳办主任兼中国政协副主席廖晖等会面。廖晖公开赞扬其工作出色,廖晖代表中央对叶太的评价,显然与大多数香港市民南辕北辙——以专制为己任的中共官员,又岂在乎民心民意?反正人民有没有选举权,可以被任意欺骗、凌辱和“代表”。

   叶刘淑仪下台时,发表了一番讲话。她不承认已成“众矢之的”,声称连日接获很多鲜花、礼物及慰问电邮。她说感谢市民的关怀,相信香港在“善良及正直”的市民支持下,将会有美好前景,感谢传媒“过去对她工作及个人的热烈报道”。其实,正是“善良及正直”的市民将她赶下台的,有像她这样顽固、蛮横和“越左越靓”的官僚,香港哪有“美好前景”?港人送走她,像送瘟神一样。而对传媒来说,没有一个的记者会喜欢叶太以及她要强迫港人吞下的苦果——“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通过之日,就是香港新闻自由终结之日。

   当时,叶太以送女儿到美国念书为由,暂时避开香港这一“伤城”。“铁娘子”潸然泪下。这名曾管理香港六万多名警察的前保安局长,眼泪一直都是稀罕物。在凤凰卫视的专访中,她煽情地说:“我流眼泪最多就是我们在保安局的欢送会上,因为当时相处了五年多的同事,真的很难过。”善良的人们岂能相信鳄鱼的眼泪,你在同情流泪的鳄鱼时,它说不定扑上来咬你一口。叶太是一个坚持不承认错误的人、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比良心重要的人、一个主动选择与邪恶为伴的人。她说自己并没有野心和目标:“我的原则就是尽量地做好分配给我的每一份工作,忠于职守,然后就由上司来评价好了。”在她心目中,北京高官的一个眼色,比百万市民的游行更有分量。

   访谈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细节。主持人鲁豫问道:“你十三岁的女儿她对自己妈妈的工作了解多少?”叶回答说:“她也了解的。她明白她是典型公务员之家的孩子。”鲁豫追问说:“这话怎么讲?”叶刘淑仪回答道:“比方看电视看到人批评警察她就很愤怒,很生气的。她说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挑剔政府?她是很支持政府部门的,到底从小接触的都是公务员,这一点我也是引以为荣的。”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香港官员说的话,我很难相信这位香港高官居然持有这种陈旧僵化的理念。

   凤凰卫视如此介绍叶太生平:“学生时代,文学是她的所有梦想与憧憬,在以一级荣誉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之后,叶刘淑仪就远赴英国,专心修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那时,她的惟一决心就是‘要做一个读巨著的人’。”一个研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喜爱“读巨著”的人,却用专制者的方式教育女儿:女儿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个性,为什么“公务员的女儿”就必须不问是非地支持政府呢?我刚刚读完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回忆录,希拉里爱她的父亲,但政治立场与父亲截然相反:父亲是共和党人,她则是民主党人。父女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亲情关系,这才是民主社会遵循的“和而不同”的原则。然而,叶太却要将女儿教育成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将妈妈以及妈妈背后的政府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弱智儿童。一听见有人批评政府就气急败坏,这跟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有何区别?叶太的女儿堪称香港最不幸的孩子。她戕害了港人的自由,也戕害了女儿的自由,这才叫“害人终害己”。

   不甘寂寞的叶刘淑仪回到了香港。先是探视一下从政的可能,然后便粉墨登场了。如今,一些亲政府和亲北京的政党纷纷表态支持她。但是,香港市民不会那么健忘的。每当我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之夜的烛光,我的心中就深感安慰,香港市民是全球华人中记忆力最好的一群人。天安门屠杀十八年之后,惟有香港还能聚积这么多的人一起纪念“六?四”死难者。连发生在遥远的北京的“六?四”都忘却不了,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四年前波澜壮阔的反“二十三条”大游行呢?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中共企图强行通过“二十三条”的时候在香港的代理人叶刘淑仪呢?叶太过于低估香港市民的智力、良心和记性了。

   战争,将在两个香港最有名的女性政治人物之间展开。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的履历有相当的重合性:陈方安生担任公职三十九年,叶刘淑仪担任公职二十八年,陈年长叶三岁,职位一直都高于叶。两人都是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早年都是文学爱好者。她们都较早地加入港英政府,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获得升迁。在香港政府高层这个长期被男人垄断的圈子中,她们都傲视群雄。陈方安生比较亲民,时常在公众面前保持笑容可掬的形象,所以也常被称为“陈四万”;叶刘淑仪则比较严肃、冷漠、傲慢,被媒体形容为“女杀手”。如果说陈方安生像桃花岛的俏黄蓉,那么叶刘淑仪就像古墓派的李莫愁。

   陈、叶二人不再担任公职之后,都以组建智库的方式影响政局和凝聚民意:陈方安生组织“核心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后来发表了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由于走调和路线,北京、港府和民主派都反应冷淡;叶刘淑仪则成立了一个“汇贤智库”,主要活动为研究香港的政制和经济发展,并以汇贤智库的名议极力提倡香港实行议会制,企图掩饰当年以恶法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行径。叶还主持亚视节目《叶太博客》,观众反应极其冷淡。叶还曾经邀请陈对话,遭到拒绝。两人之分歧可谓针尖对麦芒。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方安生是民主派,叶刘淑仪是亲中派。

   因此,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战,这次选举将比局限于“小圈子选举”的特首选举更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这次选举是一根温度计,是一次民意调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有善恶是非的对峙。而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的,乃是每一位该选区的香港选民。让我们一起祝福陈方安生大获全胜。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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