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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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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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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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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从唯美到极权主义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极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式,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造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魅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十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
   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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