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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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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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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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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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