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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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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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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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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


   流亡者
   一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持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克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皇军的贵妇人。十三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克斯的这一结论意昧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八七七年,勃兰克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六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使我们的俄罗斯语/烙印在孩他皱褶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宁、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他用自杀来宣布流亡),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迸发,时而郁悒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一九一九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博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人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旧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一九七九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覆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溃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坦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量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千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室。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三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深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间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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