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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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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人间世
·失落的“五四”
·军训的回忆——他们的世界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叛徒们
·黑色阅读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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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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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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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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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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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
   两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远远地偏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我的故乡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小小的乡长拥有好莱坞式的别墅和豪华轿车,一天能够痛饮两瓶茅台酒,玩三个不花钱的妓女。穷奢极欲的程度,令我想起《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笔下古罗马的末世景象。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十五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剌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麻木与疯狂混杂的动物性的生存,令我想起狄更斯笔下雾都伦敦的贫民区的景象。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因为那里从未出现过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然而,在当代文化的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貌居然像阿伯丁神灯一样不翼而飞。九十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美其名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美其名曰:“杂忆”。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也看到了底层的艰难,但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走后门、请客送礼难道不艰难?带领群众发展经济难道不艰难?
   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代文学便丧失了它自身的悲剧性,而走向全盘的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莱奥•洛温塔尔说过:“文学中流行两种对现有权力的截然相反态度:抵抗和屈服。”在强大压力之下的屈服是值得同情的,但主动投靠、眼巴巴地盼望招安则是绝对的可耻。除了莱奥•洛温塔尔所说的“抵抗与屈服”之外,“粉饰”是第三种态度,也是危害最大的态度:它致力于消除底层体验的残酷性,有如鸦片、毒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九十年代文学比十七年文学(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还要不堪入目,九十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当代文学毫不留恋地背弃了现代文学体验底层的传统。由鲁迅开辟的、由许多比鲁迅有着更深切的底层体验的作家延续的这一传统,乃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动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活的中国”来。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用这样的几句话概括“农民底命运”:“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这段话我读了无数遍,每次都有一种切肤之痛。
   其实,当代作家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比例较现代作家要高得多。但表现底层的作品却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上面的悖论在这句话里迎刃而解了。当昔日的底层体验成为他们向更高的目标爬升的障碍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活生生的底层体验放逐出心灵家园。当连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也被指派去某地挂职体验“生活”的时候,当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刻意雕琢美文、培养“文化情趣”的时候,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就沦为零或负数了。八十年代曾有过几点星星之火,如方方的《风景》、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到九十年代之后连这样的星星之火也熄灭了。
   我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是连锁性的。我曾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上看到逆流拉纤的纤夫,那是真正的血肉之旅。然而这样的血肉之旅在流行歌曲中却被置换成《纤夫的爱》。拍摄精美的MTV展示了美丽的山水,肥头大耳的男歌手与甜得发腻的女歌手。画面柔和、饱满、热烈、温馨。我无法听完这首歌和看完这部MTV。我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这样真诚、痛切与深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有什么资格触动“艺术”二字呢?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人。在一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工人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上作业。我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死亡几个人。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旁人无语,嚎哭淹没在无边的沉默中。四川多雨,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山中多雾,凉风习习。这种体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中。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感觉与同龄人“艳阳天”式的描述迥然不同。我相信,那个叫“新华”的矿山在中国有着普遍的代表性。几年前,我去过太行山深处的井陉煤矿。那里,时间似乎凝滞在六十年代;灰旧低矮的住宅区、井下的强体力劳动以及难以糊口的工资。一位劳模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刺痛了我。果然,会后的一个私下场合,这位五十多岁的汉子涕泪并下:“我们这辈子算过去了,可苦了孩子……”矿区教学条件差,能考上大学的矿工子女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这是他们唯一的能够逃离矿区的途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酗酒抽烟打架,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父辈“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和底层体验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体验的底层,遍及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袤的乡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是怀着对“灵魂的圣地”的向往来到这里的,我却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个的岛屿上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就像一个断绝源头活水的湖,“知识在发臭”——我想起一部名字叫《生活在发臭》的美国影片来。一位研究高深莫测的西方文化的女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已地位的得意:我是私车族。一位法学教授、跨世纪学术骨干,强暴卖艺不卖身的少女,被对方挥刀杀死泄愤。这当然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作家毛姆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学院派”的自欺与欺人:“最好哲学家们在得到学位、向年轻人灌输智慧之前,先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做一年社会工作,或者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只要他们看见过一个小孩怎样患脑膜炎死去,他们就会用另外的眼光对待与他们有关的种种问题了。”他还尖刻地讽剌文艺鉴赏家和批评家:“他们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能,却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的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者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来逃避生活现实,愚昧无知地鄙夷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他们实在不比瘾君子们高明些,应该说是更坏,因为无论如何瘾君子并不把自己高高地置于台座之上,看低别人。”
   泡沫学术、泡沫文学的泛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活在别处”的知识阶层,连起码的“人”的同情心都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休,他们不禁“顾影自喜”。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他们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但今天的文人学者们是连“锄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也写不出来的,他们的心灵已冷却到冰点以下。文学界闹“题材荒”,学术界嚷缺乏“问题意识”——真的找不到值得写的题材、值得研究的问题吗?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两极的分化愈来愈剧烈,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也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不可饶恕的沉默。胡适当年坐上人力车时还有“我心惨凄”的感受,今日那些学问远不如他的知识者们大概会心安理得吧。
   带着对当下泡沫学术的厌恶与轻蔑,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宝库——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文库。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被讥为“贵族学校”。但“贵族学生”们所写的毕业论文却令今日的“平民学生”为之汗颜。试举几例:农科学生韩直章之《中国历史上的蝗患记录》,在前言中写道:“华北诸省旱蝗为灾,饥馑之余继以疫疠,死亡载道,于农民生计上受一重创……数百万灾民不得不弃家流亡,远适异土。然黄河下流,富庶之区,将变不毛之野,一发而不可收拾耶!”因此他以历史上的蝗患为研究课题,力图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所补益。他明确批评政府:“进步缓慢、缺乏根本的方策、缺乏普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的论文,仍然能吸引我反复阅读。社会学系麦倩曾之《北平娼妓调查》,内容极为丰富,如妓院数目及开设机关、组织及营业状况、人数及籍贯分配、年龄与营业之关系,均有详细的统计分析。妓女疾病一章记录患病妓女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梅毒九百二十四人、下疳二百九十四人、淋病九千七百六十人、其他疾病八百七十三人。作者目睹惨无人道之刑罚如“用火绕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的裤裆中然后打”。论文中还有数十名妓女的“口述实录”,的确是斑斑血泪。教育学系王文华之《西冉村的农民生活与教育》,后记中写道,作者在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两个月,交上了朋友,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苦况,一年里终日工作不停,所得的报酬,是那样的微薄。乡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最后一句话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论文前附有不少照片,三十年代的长袍大学生与各色农民交谈,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教育学系杨树声之《学徒之教育》,调查了北京的各类学徒,遍及银号、广货店、钟表行、手饰店、手工作坊、土场、梨园、杂技团等。尤其关注受剥削、受凌辱、受压迫最深重的女学徒和童工。论文指出,“童工在工头统治下,威吓压厉,劳动不休,每日工作竟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收入者亦不过数角而已,设备欠缺、温度空气不调节,睡眠亦无所定,摧残其身心之发育。”经济学系杨静予之《抗战期中四川农村主要物品价值及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指数之分析》,统计了农民售出产品: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籽、猪;购进产品:犁头、锄头、肥料、水牛、黄牛、食用品、衣着类的价格及变动,描绘出农民困苦的生活,指出:“抗战时期川省农村经济之凋蔽现象,政治制度之不善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若干改进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改革农业租佃制度、实行农业工业化、畅通交通运输等。以上仅举五例,篇篇都令我手不释卷。阅读燕大学生论文,反思当代学术困境,症结之所在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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