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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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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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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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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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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王小波走了整整十年了。十年,多么短暂,又多么漫长的时间。我刚刚接到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当年她在编辑我的一本书的时候,便不停地向年仅七岁的女儿讲述北大的故事。果然,女儿迷上了北大,发誓要考取北大。如今,她的女儿终于考上了北大。从七岁的小女孩到意气风发的北大学子,这就是十年的光阴。王小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聪明的书商硬要在《火与冰》的封面打上“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的字眼。我虽然十分不愿意,却也无法改变商人赚钱的决心。其实,我的写作跟王小波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其多少的影响。因为,在阅读王小波的文字之前,《火与冰》当中所有的文字都已经完成了。但是,书商的这种粗糙的销售手段,却拉近了我与王小波之间的距离。我最早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当然是名噪一时的《黄金时代》。老实说,我不喜欢这本书。我个人的审美是倾向于古典的风格,我对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以及中国的古典文学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敬仰。我不太喜欢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风格。我对文字有一种洁癖,正如对生活一样。我不喜欢文字中有脏东西,也不愿自己家中有脏东西。尽管过了那么多年学院里的集体生活,且无法改变同宿舍的室友们的生活习惯,但属于我的那个角落,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我当然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一点也没有要将这种喜好强加给别人的意思。我不喜欢文字中出现脏的字眼,尤其是在描写性爱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能涉及性爱描写——性完全可以写得美仑美奂,如杜拉斯所写,做爱的时候“如同大海,没有形状”。而王小波小说中频频出现畸恋、虐恋和同性恋,出现对男女生殖器赤裸裸的、审丑式的描写,这些都是我无法接受和认同的。然后读到的,便是那些“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如《红拂夜奔》。这些作品展示了王小波卓异的想象力和幽默的风格。但我还是不喜欢。正如鲁迅后来对自己的《故事新编》的反思,说它们“过于油滑”一样,王小波的这些“历史小说”亦过于油滑。过于油滑,便容易滑向虚无。固然应当破除那些别人强迫我们相信的谎言,但是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相信,他的人生未必幸福。这个时代,虚无主义早已经过剩了。我们不能拒绝真正的高贵。我个人对历史向来怀有一定的敬意,我喜欢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莎翁的笔下,历史多半与悲剧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古希腊的悲剧一直到好莱坞的史诗电影《勇敢的心》、《角斗士》、《五百壮士》等等,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才是我所激赏的。不是历史上所有高贵的人与事都是虚构的。尽管历史不能上升为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的历史情怀庶几近之),但它可以成为人类精神飞升的催化剂。历史可以成为嘲讽的对象,但历史得以成为历史的那个支点是不能被撤除的。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并没有让我高山仰止。作为杂文家的王小波,却让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欣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杂文”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坛上差不多寿终正寝了。时下流行的所谓“杂文”,只是一群报刊编辑发表在报纸缝隙里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短文。这些八股味道十足的“杂文”,既没有生活的趣味,也缺乏文学的魅力,千人一面,如同嚼蜡。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作者们多半还会大段大段地引用领袖人物或高级官员的语录来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在写作之先便周密考虑如何为自己消灾避难、安排好“后路”,在此种心态下写出文字必然不忍卒读。与之相比,王小波的杂文乃是真正的杂文,是鲁迅之后罕见的有个性的杂文:比李敖更有逻辑性,比龙应台更有幽默感,比董桥更多一分乃至山野之间的桀骜之气。王小波低调地言说常识,破除意识形态的魔咒,尤其是痛加针砭民族主义、新左派等“不让人好好生活”的理论。他从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取来火种,算是与当年胡适的思路一脉相承。王小波的文字没有经受过古典文学的陶冶,没有典雅考究的味道,却有一种理工科出身的外行人的随心所欲与自由放荡。他在写杂文的时候,差不多实现了“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从来不试图迎合编辑或者读者的喜好。换言之,他不为发表而写作,尽管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完全是靠稿费而生活的并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他的文字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读者如果先不看作者的姓名,只是扫过其中的几行文字,便可以推测出这是出自王氏之手的作品。放眼今天的华人世界,写作杂文能够达到此一境界的,尚有陶杰、刘晓波、易大旗、王怡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王小波逝世前后的那几年里,正是网络迅速在中国拓展的时期。他的杂文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而他那如同行云流水的文字恰恰应和了网络写作的随意、轻松和调侃,从而成为网络写作者心中的最爱。王小波也堪称第一位“网络作家”,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并非最早发表在网络上,他也并未有意识地面对网络写作。但是,他的文字风格却深刻地影响了第一代在网络上开始写作的青年作者们。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其文字能够形成一个时代的风尚、能够改变整整一代人的话语方式的,惟有王朔和王小波这“二王”而已。当然,一个作家的文字成为某种流行的风格,既是作家本人的幸运,也是其不幸。说幸运,是因为作家本人在被流传、被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作家本人即便去世了或停止写作了,其文字依然鲜活有力;说不幸,是因为在被接受和推荐的过程中,误会和扭曲会层出不穷,人人眼中皆有其《红楼梦》,人人眼中也皆有其王小波。像古龙一样,当王小波式的文体被不断复制的时候,单调和乏味的感觉便出现了。不可否认,王小波的杂文及思想,亦存在着重大的欠缺。在其思想脉络中,过于张扬理性的力量与人类的本能。对人本身的无限赞美和对人的智力的过度迷恋,使其杂文缺乏一种更为深切的自省与谦卑。冷嘲热讽、插科打诨,固然给杂文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反过来也会使自身受到严重伤害。王小波具有理科生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毛时代根深蒂固的“重理轻文”的想法,时不时地从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王小波太喜欢罗素了,至少跟罗素是数学家有关。从“科学万能”转向“理性迷信”,仅仅一步之遥。王小波未能清晰地体认到罗素思想中致命的缺陷——在激烈地反对信仰和道德的价值的同时,理性并不能为之提供一种坚强的、温馨的支持。罗素提出的社会和道德(性)革命在其去世之后确实都出现了,艾滋病的泛滥却是他所未能料到的。罗素结过四次婚,有无数的情人,他甚至勾引儿媳,并将儿子当作疯子关起来,一个孙女因为被他驱逐出家族而自焚。罗素歇斯底里地攻击美国,而美国几乎所有的敌人他都竭力赞美——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罗素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个口头上鼓吹爱情与和平的人,终生都未获得真正的爱与宁静。罗素这个坏榜样启示我们:自由固然重要,责任也不能缺位。王小波未能洞察罗素的口是心非,他从罗素那里继承而来的过于激烈的“非道德主义”,对本来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感的中国社会来说,显然并非福音。在王小波变成出版商的宠儿的数年之后,他的情书才慢慢地被发表出来。当我读到王小波的情书时,对其理解和认识便进入到了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最为本真的层面。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无论存在着多少的缺点,但每一篇中都浸透了自由的气息,每一篇都在申明自由的不可摧抑,其正面价值远远大于负面价值。而王小波的情书,则让我缓缓进入其内心深处,与之对话,与之拥抱,与之同哀哭、同欢笑。最本色的王小波不是小说家,也不是杂文家,而是一个懂得爱、渴望爱并寻求爱的人。作为情书作者的王小波、沉浸在爱情之中的王小波,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人。此时此刻,他不再是一副刚强壮胆的模样,也不再是一名威风凛凛的骑士。有着北方人的粗犷长相和身材的王小波,一开始写作情书,便突然变成了认同贾宝玉般的儿女情长、心细如发,更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遮无盖。爱,让王小波像那只扑火的飞蛾一样,奋不顾身。爱,本该如此。在爱里没有算计和考量,在爱里没有犹豫和惧怕,正如王小波所说:“我老觉得爱情奇怪,它是一种宿命的东西。对我来说,它的内容就是‘碰上了,然后就爱了,然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它就是这样!爱上,还非要人家也来爱不可。否则不叫爱,要它也没有意思。”他又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们什么都能找到。也许缺乏勇气是到达美好境界的障碍。你看我是多么适合你的人。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要无忧无虑地取抒情,去歌舞狂欢,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是的,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爱就像芒草一样,经常被那些严禁的农夫粗暴地铲除。大部分人,无论贵为君王,还是卑贱如贩夫走卒,终生都未能找到其真爱的所在。那真是人生中一种绝望的处境。那么,王小波呢,他找到了真爱吗?在这些并没有太多的雕饰、完全是真情流露的情书里,我分明感到了这样一个不和谐的事实:王小波对李银河的爱,远远超过了李银河对王小波的爱。这两人的爱是不对等的。就如同当年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一样,许广平始终未能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李银河太冷静了、太理智了,她没有能够挖掘出王小波的本性中孩子的那一面并享受它。她亦未能给这个外表坚强内心脆弱的男人以足够的呵护与慰藉,她有些像男人般的粗心。当然,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要非议李银河的意思。但是,由此我对“爱而不得”的王小波充满了深切的怜悯,这是一个在孤独之中挣扎的兄弟。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寻找幸福的路上,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还没有找到。我们应当互相祝福和安慰。我刚刚看完获得二零零六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别人的生活》(又译《窃听风暴》),我们的生活与之相比,何其相似。影片结尾处所朗诵的一首诗,正好可以送给在河流彼岸的王小波,送给这位伤痕累累却又故作轻松的兄长: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呢?你的爱人死了。爱人?你今早上还见过他,他还是那么鲜活。不,姐妹们,相信我,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死的时候,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照耀在他身上。二零零七年四月
   首发议报第2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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