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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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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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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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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蛮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拾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千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蠢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词”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捏拿拍拉,比疱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揉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曰、德里达曰……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恪,只好哀叹“晚岁为诗欠斫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俳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沧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叫嚣“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缪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惘》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北斗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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