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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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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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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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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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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另类”原是大多数
·旧瓶与新酒
·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心灵的隔膜
·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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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轿车不如轿子说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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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知丧志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蛮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拾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千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蠢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词”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捏拿拍拉,比疱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揉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曰、德里达曰……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恪,只好哀叹“晚岁为诗欠斫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俳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沧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叫嚣“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缪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惘》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北斗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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