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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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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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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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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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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豪吴征的学历危机看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

近年来,从普通学生到名流贤达的学历造假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学历造假的情况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国内,甚至还向国外蔓延——在数十万海归精英中,“方鸿渐”式的人物变得越来越多。若干国内的官员和富豪都拥有“不脱产的博士学位”,或者来自各级党校的“博士学位”;而某些海归们则以欧美国家“野鸡大学”的学历,在国内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同胞。

   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一向被媒体形容为“资本运作天才”的上海籍商人吴征,在企图并购中国第一门户网站新浪网时,被人揭露出他的学历、经历等都可能存在严重的造假。香港媒体和内地网站纷纷披露说,作为“新浪联席主席”的吴征,不仅两个博士学位(包括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是假的,而且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期间,因涉嫌欺骗被客户告上法庭并被公司解雇。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网上和业界充斥着种种有关吴征的“飞长流短”。吴征拥有的阳光四通公司不得不就此发布通告,宣布这些说法都是对吴征的“造谣中伤”,且“有别于一般的造谣中伤,是有组织的进行的”。然而,这份声明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具体事实,在声色俱厉的谴责的背后,让人感觉到有一种颇值玩味的虚弱。后来,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的“独家专访”,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这是‘形象谋杀’!”他声称,互联网为绅士对话提供了平台,也为泼皮耍赖提供了平台,对于那些恶毒的人身攻击,其策略是尽量少去回应,避免降得与这些人一样无聊。

   在诸多关于吴的“传说”之中,我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学历的真伪问题。就最“自私”的角度出发,我本人的学位是在北大经过八年苦读才获得的,当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没有走进校园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着假学位、假文凭到处欺骗人。在一个假文凭满天飞舞的社会里,久而久之,真文凭也会受到怀疑,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直接伤害了每个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学位的人的切身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炫耀假学历、假文凭的人都与我有关,揭露他们是我的使命。

   那么,吴征所持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历和文凭呢?在此次访谈中,他终于透露出一些信息,他对记者说:“我的基本策略是‘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很多东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说我的博士是假的,这是编造的。授予我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学校是经营远程教育的大学。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没有办法去住校上学,而又觉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务方面之系统训练,所以选择了远程教育。我不但毕业还因论文优秀得了个奖,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远程教育在网络时代将更为时兴。在我的履历表上,我从未避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而未写过哈佛、哥伦比亚之类的,如果编造那些大学会更好看一点吧。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段似乎义正词严的谈话,我实在无法苟同。

   吴征将他人对其学历的质疑,置换成对整个远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其实,文凭只有“真”和“假”两种,不存在某种暧昧状态的“不真不假”的文凭。吴征在自我辩解的时候,居然使用“疯狗”这样辱骂性的词汇。于是,我只好用“恼羞成怒”来形容他的反应了。“恼”与“羞”是最初的情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这两种情绪发动之后,立刻转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临下地斥责那些说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杀人灭口”。当然,一个人身上最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部分,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突然被别人抖出来,谁心里也不会舒服。就好像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拉屎拉到裤子里,突然被另一个小朋友发现,并高声宣布出来一样。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着这个犯“错误”孩子,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如果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会说“对不起”,而只会先声夺人地嚎啕大哭甚至去殴打那个说出真相来的同学。

   一个人一旦陷入愤怒之中,便容易失去控制,说出平常不会说出的、令自己感到后悔的“真话”来。在上面的那段声色俱厉的分辨和反驳里,我发现吴征使用的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你们不是说我造假吗?那么,我为什么只造假说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而没有造假说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呢?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会连造假也造得如此不到位呢?电影《投名状》中主人公说,当匪,就要当最大的;自然,将其引申之:造假,也要造最大的。反之,既然我没有造出最大的假来,这就说明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里,吴征的意思是说,要造假就要造出弥天大谎出来,撒小谎不算是撒谎。读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便是连小学生也不会犯——难道一个被指控犯了盗窃罪的嫌疑人,在法庭上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法官大人,您看那边还有一个杀人犯,他多么残忍、多么凶恶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抢了一点不值钱的小东西。我的罪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法官大人,求您放了我吧!法官会接受他的这番申辩吗?有哪个法官会同情他呢?

   吴征口口声声反问“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诚然,远程教育没有错,远程教育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权利继续追问:这所“巴灵顿大学”给学生提供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远程教育”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在美国数不胜数的私立大学中,既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鸡大学”。许多美国人的电子邮箱里,经常会收到这类“野鸡大学”的垃圾邮件。比如说,该大学承诺,你只要缴纳六十美元,它就可以给你邮寄来一份学位证书。这比到北大门口去找那些卖假文凭的贩子还要来得方便。巴灵顿大学是不是此类学校呢?这所“大学”隶属于一家网络教育公司,该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名十九岁的美国少年贝廷格创办的。这个小小的公司,居然拥有十多家类似的“大学”,巴灵顿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

   在“巴灵顿大学”的英文网页上,公开承认:“巴灵顿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而这家拥有十多所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十五个雇员。也就是说,每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人左右。这就是吴征所说的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许,跟他联系、并“指导”他学业的“导师”,就是一名本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毛头小伙子呢。有关人士在调查中了解到,“巴灵顿大学”所在的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员指出:“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亚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性商业公司,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没有学术监督。”该官员还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说到底是赚他们的钱),巴灵顿“大学”还建立了中文网页,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试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等“优惠”条件吸引中国留学生(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留学生的“市场”有多大)。

   “巴灵顿大学”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美国大学的假文凭也备受造假者和购买假文凭者的青睐。据报道,现在的假学历不仅包括假文凭,还包括了一整套假的成绩单、推荐信,以及“验证服务”,甚至连假的文凭验证机构都已经出炉。在一些专门制作贩卖美国大学假文凭的网站上,一份硕士学位的文凭只需要花费八十九美元,如果需要成绩单,则要额外加收八十美元,假如你想要在成绩单上写上“优等”,就还要再多付二十美元。伪造那些真正大学的学历已经不新鲜了,“文凭工厂”近年来也日益繁荣,也就是一些专门提供文凭的不合格大学和机构。

   专门研究“文凭工厂”和学历造假的美国专家约翰•拜尔指出,十年前,国际互联网上的学历造假网站还不到十个,而现在学历造假网站已经有数百个。这个学历造假“产业”在过去几年中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到了五亿美元。曾经调查过“文凭工厂”的前FBI特工艾伦•埃泽尔说,以前的学历造假还需要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广告宣传,现在他们只需要建立一个网站,想要获得假学历的人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了,造假分子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同时又不需要管理费用。二零零四年四月,由于提供假学历而在美国洛杉矶受审的罗纳德•佩拉尔,被指控通过学历造假获利一千万美元。美国俄勒冈州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阿兰•康特里拉斯说:“人们总是问‘为什么政府不关闭这些文凭工厂和造假网站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我们没有资源和经费”。

   我想,以吴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会“受骗”的,他只会“骗”别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吴征选择巴灵顿大学“就读”,不是“没有理由”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与巴灵顿这所“野鸡学校”之间,达成了某种不必言说的“默契”。倘若不是这种“野鸡学校”,他如何能够迅速获得光鲜的“博士”学位?如果像一般的博士候选人那样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地积攒,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地提交,日理万机的吴征有这么多的“闲功夫”吗?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简单而明了。谁是骗子,大概用不着我再多说一句话了。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吴征为什么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会反戈一击?原因其实很简单:面子诚可贵,金钱价更高。吴征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重信誉甚于重生命的社会,不像中国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王国。在中国,没有诚信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许多声名狼藉的商人,通常是打一枪再换一个地方,便可以轻轻松松地东山再起。如昔日巨人集团的老总史玉柱,在巨人集团垮台之后,又轰轰烈烈地搞起“脑黄金”的买卖来;在各种保健品都失去民众的信赖之后,又迅速进入网络行业。人们对这种“跳槽”行为见怪不怪。反正中国就是一个你骗我、我偏你的鳄鱼潭。与之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契约社会里,诚信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不可违背的商业准则。个人学历的真伪,固然是小事,但作为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型公司的联席主席,如果个人履历公然造假,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诚的儿子、被誉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因为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而谎称已经获得,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导致盈科的股价迅速下跌。如今,眼看着腰包里的钱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越来越少,吴征哪能不恼羞成怒呢?腰包的缩水比名声的受损更让商人暴跳如雷、以至应对失态。

   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自然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商业伦理来。近二十年来,我们的邻居韩国,其经济迅速崛起,汽车、电子产品等进军欧美市场,让人刮目相看。韩国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技术领先,更是缘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普及。韩国有几名高官、富豪和学者,因为伪造学历和文凭,在整个社会遭到千夫所指、人人唾弃。其中既有艺术界新星申正娥,也有著名演员尹石华;既有家喻户晓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李智英,也有主持一家二十五万人的修行中心的高僧智光。当他们的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不得不在公众面前痛哭流涕地道歉和忏悔。假的东西无处藏身,真的东西必然受到尊重和保护,一个卓然有序的市场规则和社会评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越能在这个社会如鱼得水,活的异常“滋润”。吴征从来没有考虑过向公众道歉的问题,他的精神世界里大概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真胜假汰”的筛选机制,反而存在一种默许甚至鼓励说谎与造假的“潜规则”。难怪吴征的调门自始至终都震耳欲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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