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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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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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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生活当相声

   
   莫把生活当相声
   
   近日,相声演员牛群以副县长的身份,到安徽省蒙城县“下基层作调研工作”。消息刚刚传开,全国58家媒体近百名记者,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前往采访。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到安徽日报等地方媒体,无不将焦点对准牛群。蒙城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专程到机场“接驾”,为了表示“活动”的隆重,该县还特地从学校和车站借了15俩汽车,风风光光地跟随前后。大批军警指挥交通、维持治安,街道两边更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牛群的妻子也随车检阅这一盛况。
   初到蒙城,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参观村子、接见村民、走进工厂,并为“蒙城县黄牛畜牧局”揭幕。一路风尘仆仆,前呼后拥。为了迎接大明星和庞大的记者团,蒙城县县委宣传部和广电局在假日酒店设立了临时的“新闻中心”,要见牛县长的记者必须缴纳三百元的“买路钱”。

   《成都商报》上的这则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睛,中规中距,仿佛是报道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程。我不知道,写这则新闻的记者究竟真的是以严肃的态度来描述,还是故意使用“正剧”的格式来写作“喜剧”。如果是后者,我就应该对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才真正得到了幽默的精髓。
   当县长,是牛群艺术生涯中最杰出的一项行为艺术。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表演过的所有相声节目。文化名人到县城“挂职锻炼”,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保留节目。前两年,著名作家贾平凹也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到南方某县城担任父母官,意思是让他“体验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然而,当了一两年的官员以后,大作家此后出版的作品并没有“更上一层楼”,而他任职地方的老百姓生活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善。在我看来,“生活”是作家自身拥有的,绝不是经过“安排”后才产生的。“挂职锻炼”不仅对文化人本身没有益处,更遭殃的还是朴素的老百姓,他们莫名其妙地迎来毫无施政能力的“父母官”,他们的命运居然由这样不用负责任的“父母官”来左右。一旦出现问题,从京城来的大名人一拍屁股就走人,受苦受累的还是老百姓自己。
   我感到更加不可理喻的是那些像苍蝇一样叮着明星瞎忙乎的记者们。难道真的如《圣经》所说“日光底下无新事”,非得去凑牛大明星大热闹,才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有那么多困苦的农民、失业的工人,有那么多脆弱的个体、受伤的心灵,需要媒体去关注、去体验、去报道、去呼吁。当这些普通公民在呻吟、在诉说、在哭泣的时候,记者们却熟视无睹,奔跑着追赶牛大明星去了。
   生活有的时候比相声还要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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