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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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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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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与版税

   
   奖项与版税
   
   刚刚不惑之年的作家阿来,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全票获得了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而且该书的英文本在美国得到十五万美元的“天价”,真是喜上加喜。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记者问他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在获奖与版税之间,你更看重哪一种?”
   阿来坦率地回答说:“当然是版税。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精神产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本人就已经充分体验到了精神的愉悦。因此,在作品出版和销售过程中,作家理应有获得丰厚物质报酬的权利。就我个人来说,从来没有瞧不起金钱。我很喜欢钱,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获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假如让我在获奖和版税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我会选择版税的。”

   阿来的话,说的很实在,也很真诚。因为阿来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藏族作家,比起某些在酸腐的文化圈子中浸染久了文人,更有一种纯真自然的本性。这也正是阿来让我欣赏的地方。我认为,阿来的话里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大大小小的评奖,水份都很大,当不得真。就茅盾文学奖和长江读书奖来说,它们分别是文学界和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奖项,同时也是受到颇多非议的奖项。诸如评奖规则的设置有先天的缺陷、评奖的过程没有充分的透明度、评委的年龄偏大以及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等等,都有人进行尖锐的批评。而且,许多奖项在“政府奖”与“民间奖”之间,想脚踏两只船而不得,结果弄得地位尴尬、“妾身不明”。因此,在中国要诞生像诺贝尔奖那样有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能够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大奖,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奖者可以高兴一阵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获了奖便成了“点石成金”的超人。
   第二,文化人应该正确处理文化与金钱的关系。在有着蔑视金钱和商业的文化传统、而今天又崇尚金钱万能的中国,文人与金钱的关系,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艺术创造就如同空中楼阁,无从着手;没有经济地位上的相对独立,在艺术领域内自然就难以展开飞翔的翅膀。所谓的“文人固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艺术成果作为一种产品,当然需要进入市场,换取相应的物质报酬。但是,作家又不能沦落到一味“为金钱写作”的地步。那么,作家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赚实心钱、血汗钱;用古人的书面语来说,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调侃自己爱财的阿来、荣辱不惊的阿来,他有轻松自如的心态,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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