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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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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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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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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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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恐惧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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