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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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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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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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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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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恐惧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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