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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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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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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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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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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名士

秀才与名士
   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架构起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极大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钱穆先生将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社会平等的象征,然而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度是支持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达的杠杆之一,他认为:“科举限制越严,竞争越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越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越易卑躬屈膝表示忠诚。士之可鄙与否,满可不问,官僚的统治,却显然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
   我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读书人为了功名而作的种种挣扎,以及挣扎的可悲、可怜与可鄙。不过,在康乾时代,功名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范进中举前后的巨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屠夫以前对这个不争气的女婿大骂出口,全然不顾女婿的知识分子的面子;而一旦范进中举,他立即认定女婿是文曲星下凡,连碰也不敢碰一下。功名有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魔力。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功名”的头把交椅已经摇摇欲坠。飘瓦之《京华闻见录》有“秀才顶子”一则,可与范进中举对照阅读,从中可以看出世风的变迁。
    《京华闻见录》据作者所说,乃是:“余幼随侍京师,诵读之余,闻客谈京师事,辄倾耳听之不忍去。稍长,游于衢,有见必铭诸心。南旋故里,忽忽十稔,追忆往所闻见,多有可记,爰拉杂书之,以当丛谈。”因此,这本笔记较多地保留了晚清社会生活的原汁原味。其中,“秀才顶子”生动传神地勾画出当时人们对酸腐而卑劣的读书人的嘲讽和鄙视。“谚谓‘秀才顶子,屁股架子’。以余所闻,此高高在上者,不特不足增声价,且时以笑柄贻人,即与旧铜铁等视,亦无不可。”这样的开头让人觉得有些刻薄,尤其是引用的那句谚语,将“秀才顶子”和“屁股架子”并列,使人想起晚清的一系列谴责小说来,连一丝余地也不给人留下,完全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旨背道而驰。接着作者一连讲了三个故事,有力地印证了他在开头就提出的观点。

   故事之一是:“万藕令青藜督学浙江,按临吾郡。一茂才因带怀挟,为搜检者查出。万令取是人大帽至前,亲摘其顶掷地,又责手心十下,始纵令入场。茂才俯拾顶,已被摔成扁形,匆匆置顶盘上,戴之而入。见者皆掩口葫芦。”在这里,顶子比人本身要重要,人可被打,而顶子一定要保全。秀才令人同情的地方多于令人鄙视的地方。与范进、孔乙己一样,他们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已。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甚于毒品,深入骨髓,终身不能自拔。
   第二个故事是:“某学使到任后,先按临湖州,见生场顶皆金,以为违制,肆口谩骂。学师问应戴何顶,学使谓仅可用银。次日试某县,生虑受呵责,欲易之以银者,又为时不及,乃皆以银箔糊之,学使始无言。后学使未满任去,继之者至湖,见生场顶银,则又大笑。学师语以故,学使谓旧使太胶执,于是顶复自白而黄,还我书生本色矣。”这一则更加有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秀才顶子的颜色有严格的定制,马虎不得。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也挺聪明的,他们用银箔糊在上面,居然也瞒过了学使的眼睛。秀才顶子的颜色可以看成是历代改朝换代的象征:变的仅仅是颜色而已,骨子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改变。
   故事之三是:“吾郡某太使为甘肃学使,至某府时,某县新生参谒,中有十数人,衣甚褴褛,头上顶皆有棱,注目视之,实黄纸所成,则地瘠民贫故也。然太使满任,犹携归七八万之多,可称理财能手。”这一则写甘肃人民的贫苦,仅仅从纸糊顶子之一现象入手,就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表面上是在写顶子,实际上是写学使的贪酷,所谓“理财能手”,其财是建立在民众血泪之上的。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鸡脚杆上也要刮一层油”。三则故事,都是说“斯文扫地”的,到了晚清确实是斯文扫地。一个社会要出现大的变化,其前奏就是文化精神和文化品质的沦落。
   在况周颐之《餐樱庑随笔》中,也记载了科场的种种趣事和丑事。朱稻孙去考试,在检查关口前面,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你们能搜走吗?”这一举动颇有魏晋人的风流。而张殷斋应顺天府试时,进行例行检查,他居然尽脱上下衣裸而立。“王大臣无可奈何,检其座,得白酒一瓶,以为言,则立饮尽,碎其瓶。益忿怒,竟奏劾褫革。……仲尼不为已甚,其得祸也益也。”不管对与错,考场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地方,人的尊严别想在这里得到保全。秀才的心灵已然严重地扭曲了,而考官们许多也是愚昧之极的家伙。
   孙玉声所著《退醒庐笔记》写主考官们,比秀才还要不堪,“诗出搭题”一条载:“前清某岁,苏州太道课士于城东之敬业书院,其诗题系‘万户玉阶仙杖拥’七字。题下后,诸生遍考《题解》、《韵编》等书,不知出处,相顾茫然,因询诸监场之宣琴山广文,广文亦不知对,允俟午餐时,向主试者代询。主试某观察固纳粟得官者,嗫嚅曰:‘似出《千家诗》内。’于是各以儿时诵读之《千家诗》翻阅,始知将‘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二句截而为一,不禁哄堂。盖某观察误以为文题可以出截搭,诗题亦然,以致贻此笑柄也。”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晚清的一套教育、选官制度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效果,很难起到实际的作用。孙氏深有感慨地说:“然亦足见前清试士之等于儿戏,而主试者胸无点墨,复好自作聪明矣。”
   秀才是可怜的,而名士似乎要自由得多。“名士风”在中国文人传统中根深蒂固。对所谓“名士”的反思一直是一个空白,因为名士从来都是文人所欣赏的对象和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冥飞之笔记《无所不谈》里,有“名士”一则,对名士传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读之耳目一新。笔记的名字“无所不谈”就让我喜欢,因为在中国的文章里,百无禁忌的文字太少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疆域分得清清楚楚。这本笔记确实说出了许多以往不能说的东西。且看“名士”这一则:“名士者,世界至不祥之物也。其为祟,小之以害于而家,大足以凶于而国。此辈清流,投诸浊流。盖叛贼之行为,固亦有快人意者,此类是也。吾考历史所载,古今贪冒无耻之徒,多属于一时知名之士。若扬雄,名士也。刘歆,名士也。谯周,名士也。魏收,名士也。褚渊,名士也。石崇,名士也。冯道,名士也。陶谷,名士也。乃或为篡贼之走狗,或为江湖之大盗,或为贰臣,或为秽史。若而人之品格,较诸全躯保妻子之臣,有下百倍。彼叔孙通绵蕞习礼,犹谗谄面谀,曲学阿世之小者耳。”
   作者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例如他强烈的“忠于一朝”的观念,我就很不以为然,事二朝、三朝,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王朝与王朝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作者揭示了名士最可恨的一点:虚伪。虚伪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之一,而在所谓名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大多数名士来说,虚伪已经内化到他们的骨髓里,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作者以上所列的一群名士,亦有高下之分,不过共同的一点就是虚伪。《庄子》中早就批判过孔子和他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认为孔子就是大盗,用的是绳索一样的思想去征服和束缚他人。大盗不仅不受谴责,反而受到推崇。大盗有“虚伪”这层面纱来掩盖自身的丑陋,迷惑了大多数人。中国历史上,有奸臣误国之说、有昏君误国之说、有太监误国之说、有流寇亡国之说、有藩镇亡国之说、有外族亡国之说,不一而足,但偏偏没有名士误国、亡国的说法。一是因为名士的破坏性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矫揉造作一点而已,表面上看他们都是无害的;二是因为书写历史的大多是这帮名士们,他们怎么会自己揭露自己呢?他们只会拚命地说自己以及自己这一类人的好话。东晋就是亡在名士的清谈上,所以石勒处死了王衍等一大帮名士。而晚清也是一个名士最多的时代,他们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所在,笔记作者对名士的批判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虽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的名士。
   瞿兑之在《杶庐所闻录》里对名士的调笑更加生动。明清以来,士林毒雾弥漫,或行迹可笑,或负气倾轧,丑态百出。如“乾隆名士写真”中,写到名士武虚谷为了学不动心法,经常到菜市口观看杀人的场面。冬月大决的时候,他必定最早到场。观者数百人,也有皱眉头流眼泪的,而武氏却一个人神色不变。这种行径,比鲁迅先生所写的看客还要卑劣。为了锻炼自己所谓的心性,居然将杀人场面作为课堂,难怪大名士们当了权,能够一边读书赏花,一边设计杀人。
   瞿兑之又引《思益堂日札》的材料,描绘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士历历在目。王兰泉在浙江当官的时候,修《湖海诗文传》、《续词综》等书,礼聘名士臧在东、顾千里、彭甘亭、郭频迦、吴同人诸君,馆之于万松书院。中秋日,王兰泉送来菜肴,另外还有绍兴酒数瓶,火腿四只。名士们商量怎样瓜分这些礼物。臧在东不能喝酒,于是把绍兴酒拿到市场上去卖了,然后大家分钱。而火腿只有四只,人却有五位,怎么办呢?真是“二桃杀三士”啊!不过,到底是一群聪明的名士,他们想了半天,想出办法来了:用勾股法畸零开方,析为五份,虽然剩下一些小骨头,也不值多少钱。读到这里,我既觉得他们很可恨,又觉得他们太可怜。经济不独立,人格的独立无从谈起。他们之所以如此斤斤计较,还是因为他们的穷、因为他们对官僚经济的依附地位。撇开经济,奢谈道德,毫无意义。而这群名士之间的文人相轻也极为利害。彭甘亭处处对人说:“臧在东的学问只在衣箱子里。”原来,臧氏之先人故老学,所著述未刊行。臧氏一出门就把自己先人的著作放在衣箱里。别人向他问问题,他立即关起门来查先人的著作,从中找答案来回答。这样愚昧虚伪的名士,这样胸无半点墨的学者,的确让人痛恨。
   贪财的名士,杭堇浦算是一个。瞿兑之记载了关于杭氏的一系列轶事。全祖望与杭世骏本来同是浙江著名的学者,全氏品行高洁,在书院讲学时,除了束修外,一介不取;而杭氏则贪欲无穷,到广东讲学时,带去大批湖笔,请求广东的封疆大吏命令下属用重金来买,自己从中大发横财。全祖望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写信劝告他,结果两人反目成仇。据洪亮吉记载,杭世骏有钱癖,“每馆俸所入,必选官板之大者,以索贯之,积床下或至尺许,其他破碎及私铸者方以市物。在钱塘,常于里中少年博于望仙桥下。”好一副唯钱是图者的嘴脸,连小孩子的钱都想骗取,可算是无耻之尤了。《庄谐选录》云:“乾隆帝南巡,堇浦迎驾,帝问里居何以自给,对曰设荒货铺。后问何为荒货铺,则曰收买破铜烂铁。即日,御笔书‘收买破铜烂铁’六字赐之。”这个家伙把肉麻当作有趣,真是让人恶心。他的学问境界有多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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