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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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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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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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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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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足天成

素足天成
    清末民初是中国女性妆饰经历一场空前革命的时代,废缠足无疑是其中最有革命意义的事件。从缠足到放足,既有女性自身的抗争,也需要文明演进的推波助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都把缠足看成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大象征物,而且他们都把对缠足的态度作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维度的标尺。五四对传统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对缠足的猛烈批判,他们把缠足看作中国传统中最为残暴、黑暗和凶恶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批判从晚清就已经逐渐展开了。今人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有关言论倒背如流,却忽视了比他们更早的一代有识之士的思考。
   徐珂之《知足语》就是一部表彰“素足天成”的笔记著作。徐珂(1869—1928),在前清曾官至内阁中书。戊戌变法时,他是积极分子之一。先后加入保国会及保浙会,政变后返回家乡杭州。后加入南社,从事著述,并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工词,曾师事晚清大词人谭献、况周颐。尤通掌故,名著有《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天苏阁丛刊》、《心史丛刊》等笔记著作,著述之丰,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其子新六为其《康居笔记汇函》所作之序称:“先君晚年勤于著述,尝以平日见闻,大之典章文物,小之闾巷琐闻,凡有足记者,辄笔之于书。心怵于政治风俗之变,靡所底止,乃以婉言讽刺之,讽刺之不足,则发为愤世嫉俗之言。先君盖古之伤心人也。”
   《康居笔记汇函》之一的《知足语》,搜集史书、诗文和民歌中关于天足的内容,并有自己精彩的议论,在民俗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皆有可取之处。过去有人批评其为无聊之语,显然没有理解其精神实质所在。徐珂在自序中说:“时彦谓之天足者,以其不假矫揉造作,由于天然耳。珂曾有《天足考略》、《天足考略补》之作,今复有此,则于箧衍丛残中得之,有为《考略》中所未载者,不忍舍弃,因名之曰《知足语》。盖我国古昔,女子皆素足,晚近以来,亦所在皆有。徒以人民久习专制,富贵贫贱阶级之见,深入人心,原野编氓,非士大夫所习,不及见,或见之而漠不加察,直可谓不知足耳。且又自居文明,于夙多素足之地,恒视为野蛮,转斥其犹未进化,是丹非素,寝成风会。”这段话为笔记中少见的精彩言论。徐珂的言下之意是:把正常当作野蛮,把扭曲当作高雅,这是一种有问题的文化。他发现了病根所在,即“专制之习”,道出了人人欲道、而人人不敢道的真理。是专制渗透到文化之中,把文化作为实施专制的工具。缠足风俗深入人心,知识分子起了帮凶的作用,对此徐珂有清醒的认识。他把目光投向民间、投向底层,在民间和底层发现真正的女性之美。这既需要眼光,也需要胆色。

    徐珂对古典诗文了如指掌,故先从前人之诗文入手,标举天足之美。晋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首先使用“素足”这一词语。在唐诗里关于素足之诗句尤多。李白有《越女词》五首,其一云:“长于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此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我认为是李白诗歌中一流的佳作。李白善于从民歌里发现生活的原生态,他的诗歌中有一种特别的生命的蓬勃之气,这是某些躲藏在书斋里的孱弱文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气质。在李白的心目中,天足的船家女,比珠玉满身的贵妇人要可爱得多。李白写杨贵妃,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显得过于华美浓艳,而《越女词》则洗尽铅华,以本色动人心,每一个普通的越女,都是李白心灵深处的维纳斯。其三云:“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坠,白地断肝肠。”白描小儿女之情爱,纯真感人。徐珂又引李白诗《浣溪石上》有云:“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得出如下结论:“再三论之,李白其亦好天足欤?”这个论断大抵与李白的精神是符合的。跟李白相似,白居易有《代卖薪女赠诸妓》诗云:“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白居易一首诗里对比了两种女性,贫困而自得其乐的农家女和富贵而毫不自由的妓女,各自有各自的怀抱。即便是一种姿态,但白居易显然把赞美的笔墨给了艰辛劳作的农家女。
   到了宋代,有关诗词精彩纷呈,佳作甚多。徐珂笔记中,仅苏东坡的诗句就有好几个地方提及。苏东坡《读孟郊诗》有:“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苎。嫁与蹋浪儿,不识离别苦。”《减字木兰花》有:“两足如霜挽苎衣,又云莲步轻飞。”能够“莲步轻飞”,当然是天足了。宋代其他诗人,如邵定翁、吴可等人,也有不少咏叹素足的农家女的诗句。于石之《田家歌》云:“鸭头长袜短布襦,平生未识铅与朱。弹筝不愿如罗敷,怀金不愿逢秋胡。眼前富贵何足娱,以身饱暖自有余。茅檐笑语寒灯孤,夜舂晓织奉舅姑。”描画出农家女自得其乐的生活。这个普通的女子,不仅脚没有被缠住,而且灵魂也是自由活泼的。不企羡,不抱怨,承担生活的苦与乐,享受生命的轻与重。黄干之《甲子语溪闵雨》也写道:“塘中龙骨高数层,龟坼田中纵复横。青裙箬笠倚车卧,但有空车无水声。”写农家女踩水车,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写踩的场面,而写农家女踩累以后休息的情景。那样的安祥,那样的恬美,那样的宁静,那样的温柔。一个字也没有写到女子,却由“青裙箬笠”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天足,却字字在写天足,没有一双天足,又怎能踩动水车呢?
   这首不知名的小诗使我想起了梵高关于农妇的鞋的著名油画。梵高多次画到这双农妇的鞋,这位大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双鞋呢?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用了大量的笔墨来阐释这个问题,他的语言也是一首诗:“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现出来。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沾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的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集着对面包稳固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再次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战栗。这器具归属大地,并在农妇的世界中得到保存。正是在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中,产生器具自身居于自身之中。”读着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海德格尔为什么热爱东方,他发现了东方文化中对人的生存的“深情”,这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是一种匮乏。黄干是一个不出名的诗人,却能够写出“青裙箬笠倚车卧,但有空车无水声”这样了不起的诗篇来,能不让人惊讶吗?“但有空车无水声”,既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又有流畅的听觉效果,是文字营造的画面,是文字凝固的音乐。什么是天人合一?这就是天人合一。
   徐珂的笔记里,对元、明清三代诗人的相关作品的征引更是举不胜举。元代吕诚之《夏田家雨中》有:“田父扶犁驱一犊,稚女踏车垂两丫。”王逢之《浦东女》有:“一方青布齐裹头,赤脚踏车争卷水。”明代宋登春之《越溪女》有:“月溪素足女,婉笑青眉扬。泛水采芙蓉,归来衣更香。”与黄干的那句诗不同,王逢之在这里却将香气融入文字之中,读来字字有芙蓉的芳香,而女子的美丽自动地就从文字里展现出来。何景明、高启、吴维岳等名动一时的诗人皆有诗文写素足女子,可见并非所有文人都有一种欣赏小脚的变态心理。
   清代是统治严酷、意识形态僵化的时代,理学成为铁一样的教条,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女性。清代的文人也是历代最迂腐、最保守的,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也还是有一些天籁之音。如周文瑞之《悯田妇》云:“蓬头赤脚踏车中,掣水栽秧职妇工。多少绮罗娇艳女,纱窗饱睡日头红。”诗算不上好诗,却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强烈的对比,令人深思。这也印证了徐珂在自序中表达的“富贵贫贱阶级”的看法,富贵家的女性“有闲”,所以被强迫缠足,而贫贱人家却没有这个必要。这首诗的作者曾任直隶平乡县知县,算是统治者的一员,却能写出这样的诗篇来,的确是难能而可贵。试问今天的县太爷们,还有这样一颗同情之心么?
   翁方纲有《题插秧图》诗,其中有“妇姑裹头踏泥去,片箬覆背相扶将。”写妇姑之间的关切,细致入微,情深意重,既是写实,又有无限风情在其中。翁方纲是清代提出“肌理说”的著名诗人,此诗却不为他自己的理论所囿,抓住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像一个摄影师一样,立即将其定格下来。王崇简《濠梁道中》有云:“平原野草多荒土,赤脚耕田半妇人。喜见盈场初有麦,愁闻加赋不遗薪。”这里揭示出民间妇女逃脱缠足命运的根本原因,她们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果她们被缠足了,就等于白白地丧失了一个劳动力。陆应宿有《六合道中见栽秧者》一诗,其中精彩的几句是:“行行十亩间,茅舍半开阖。三五聚栽秧,月斜人影杂。秧歌伊谁编,夫唱妻儿答。中有新嫁娘,山花鬓边插,。两足白如霜,亦复泥中踏。浑忘力作苦,老幼笑言狎。”写农家生活的安宁和满足,可以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比美。尤其是那个新嫁娘的特写,栩栩如生,声情并茂,手笔不凡。那是一种纯朴健康之美,远远胜过贵妇矫揉造作之美。当然,士大夫看农家,已然隔了一层,有不少他们美化的成分在其中,但他们关注底层社会,关心民生疾苦的眼光,也还应当肯定。
    既然天足只有在民间才有,那么涉及天足的诗歌最初存在于民间歌谣之中。这是民歌中最鲜活的一部分。诗人只有吸收民歌的养分,才能描绘民间妇女生活的真实状态。徐珂笔记中所引用的诗词,许多都是从民歌中脱化出来的,具有民歌清新朴实的风味。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对民歌的学习就不用说了,明清两代的文人们也极为关注民歌。知识分子对民歌的关注,并非开始于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师生发起的歌谣运动,而贯穿于历代文人的写作之中。可以这样说,要在文学上取得杰出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天赋之外,吸收民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笔记记载,张纲孙《渔家女儿行》之:“裙短不惜露双脚,自起撑蒿复摇橹。垂样曲岸有人家,老翁唤女卖鱼虾。”詹同《清江曲》之:“清江水清峡水黄,清江之上多绿杨。浣花女儿立沙际,青裙白足如秋霜。蜀山雪消十日雨,一夜扁舟欲齐树。两岸猿声不肯休,送君流过峡川去。”蒋士铨《乌江竹枝》之一有两句:“家家健妇把锄头,才插青秧又灌畦。”李绂《吴江竹枝词》之一云:“秸槔声乱夕阳斜,谁家女儿双髻丫。不愁素足行人见,杂坐联歌踏水车。”这些诗句浅白如话,不用典、不修饰,明显能看出民歌的风韵来。农家男女自己在唱自己的生活,苦也好,乐也好,明明白白地把心里想说的话、心里想表达的情感说出来、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诗。他们过着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他们在创造着一种最纯粹的文学。士大夫们不过是记录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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