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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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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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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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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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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考据学的反思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考据学大盛,而对考据学的反思甚少。冯君木之《夫须阁随笔》有一则“考据学”,短短数百字,探究了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及危害,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在国学又如日中天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冯氏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这里,他揭示出一个秘密:考据学貌似纯粹的学问,实际上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八股文是儒生的敲门砖,考据学与八股文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名公巨卿,多从此出”,说明学问也可以换官做,或者官把学问当作摆设,两者有一拍即合的倾向。鲁迅在讨论清学的兴盛时说,用三百年的奴隶命运来换取这种学术成就,到底值不值的?然而,历史往往峰回路转,二十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重温当年的旧梦,把“国学”捧上了天,仿佛它是一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还能输出去拯救世界受苦的大众。这样的见识,比起世纪之初的冯君木来,简直就成了三岁小孩的想法,幼稚无比。
   冯氏举了张之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最有学问的高级官僚之一。其《书目问答》是学者们入门的必读书。而冯氏则认为:“张文襄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酉轩语》及《书目问答》二书可知矣。且《酉轩语》直钞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经学这个领域里,抄袭早就司空见惯。清代的汉学,本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不是出于自觉,必然导致“求真”精神的失落。学问本身并不能让学者本人获得精神的自足,这样,发生抄袭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问与价值判断脱节,学问不足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清学大师之中,人品不足道者比比皆是。学术的基本原则也被放弃了,为了迅速向权力靠拢,以抄袭的方式为捷径,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纪分裂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之士,不是日益熏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本来是外在于科举制度之外的学术,偏偏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在野”的学者,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为皇帝的顾问,甚至比走科举之路还要快。难怪冯氏感叹说:“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学问也是一大抄。因为文章和学问的背后都没有可以支持终极性的精神资源。皇帝一旦送上秋波,很少有学者能冷眼相对的。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的学者,徐珂的《松阴暇笔》有“康乾博学鸿词科”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康熙、乾隆两开博学鸿词科。而乾隆朝有赐同博学鸿儒科,比于赐同进士出身者,《校经 文稿》书已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微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仅抄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词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徐珂还引李集所撰《鹤徵录》所记:“康熙已未、乾隆丙辰两科召试博学鸿词之事,前录八卷,百八十六人。后录十二卷,二百六十七人。祥记履贯著述,并采笔记、诗话附之。”身份不独立,学问又怎能独立呢?成为“官”的一员以后,学问就很难再保存自身的独立了,学问不得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
   冯君木最后写道:“然文襄晚年亦知旧学之误人,有诗曰:伯厚多闻郑校雠,金兴元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张之洞自己最后也觉悟了,而世纪末的学者们又昏昏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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