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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巩俐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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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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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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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青年黄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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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的“母与子”
·莫把生活当相声
·傻子的自由
·未还的孽债
·物业管政府
·新的总是锐利的
·咫尺天涯
·最后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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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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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人类群星闪耀时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月亮上的蝴蝶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暗夜中的萤火虫
·白发的芬芳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领袖与艺术家
·梦想里的“庄园”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特务的最后自白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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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铁蝴蝶飞不动了
·海瑞的清官神话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皇帝套房”的诞生
·池莉:名字的霸权
·巩俐上北大
·斯大林与老教堂
·巨人的孤独
·评韩少功《暗示》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幸运杜内
·最出色的回击
·小号手的忧伤
·诗歌天堂
·圣诞树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差生”歧视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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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考据学的反思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考据学大盛,而对考据学的反思甚少。冯君木之《夫须阁随笔》有一则“考据学”,短短数百字,探究了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及危害,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在国学又如日中天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冯氏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这里,他揭示出一个秘密:考据学貌似纯粹的学问,实际上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八股文是儒生的敲门砖,考据学与八股文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名公巨卿,多从此出”,说明学问也可以换官做,或者官把学问当作摆设,两者有一拍即合的倾向。鲁迅在讨论清学的兴盛时说,用三百年的奴隶命运来换取这种学术成就,到底值不值的?然而,历史往往峰回路转,二十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重温当年的旧梦,把“国学”捧上了天,仿佛它是一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还能输出去拯救世界受苦的大众。这样的见识,比起世纪之初的冯君木来,简直就成了三岁小孩的想法,幼稚无比。
   冯氏举了张之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最有学问的高级官僚之一。其《书目问答》是学者们入门的必读书。而冯氏则认为:“张文襄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酉轩语》及《书目问答》二书可知矣。且《酉轩语》直钞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经学这个领域里,抄袭早就司空见惯。清代的汉学,本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不是出于自觉,必然导致“求真”精神的失落。学问本身并不能让学者本人获得精神的自足,这样,发生抄袭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问与价值判断脱节,学问不足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清学大师之中,人品不足道者比比皆是。学术的基本原则也被放弃了,为了迅速向权力靠拢,以抄袭的方式为捷径,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纪分裂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之士,不是日益熏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本来是外在于科举制度之外的学术,偏偏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在野”的学者,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为皇帝的顾问,甚至比走科举之路还要快。难怪冯氏感叹说:“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学问也是一大抄。因为文章和学问的背后都没有可以支持终极性的精神资源。皇帝一旦送上秋波,很少有学者能冷眼相对的。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的学者,徐珂的《松阴暇笔》有“康乾博学鸿词科”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康熙、乾隆两开博学鸿词科。而乾隆朝有赐同博学鸿儒科,比于赐同进士出身者,《校经 文稿》书已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微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仅抄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词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徐珂还引李集所撰《鹤徵录》所记:“康熙已未、乾隆丙辰两科召试博学鸿词之事,前录八卷,百八十六人。后录十二卷,二百六十七人。祥记履贯著述,并采笔记、诗话附之。”身份不独立,学问又怎能独立呢?成为“官”的一员以后,学问就很难再保存自身的独立了,学问不得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
   冯君木最后写道:“然文襄晚年亦知旧学之误人,有诗曰:伯厚多闻郑校雠,金兴元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张之洞自己最后也觉悟了,而世纪末的学者们又昏昏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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