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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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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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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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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云集

伪君子云集
    晚清时代,一方面道德崩溃,另一方面却伪君子风云际会。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伪,以虚伪换取更好的生存,最后把虚伪当作生存的本质。虚伪渗透到骨髓里,成为正常的状态;而将真诚看作变态,把真诚的人看作愚昧的人。在清末,此风不断高涨,达到了二千年帝国时代的最高峰。在诸多晚清小说里,都有单个或群体的虚伪文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类文学典型,也是晚清小说家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类人物。而在笔记中,这类人物同样原形毕露,被有些刻薄的笔记作家剥下堂皇的冠冕,露出丑陋的原形。
    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著有《近代笔记过眼录》,首先介绍近代著名笔记的原著、版本、流变,并大量摘录原文精华,公诸于世。其中许多笔记已不传世,幸而被徐一士所录入,得以保持至今。《近代笔记过眼录》记载了江庸所著《趋庭随笔》,徐一士选入17则,其中有“理学家李如松之卑劣”一则,揭露了晚清著名的理学家李如松的丑恶面孔。
   李如松在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以理学名于世。李慈铭曾深恶而痛诋之。李慈铭的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他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对伪君子李如松有详细的记载。李如松是直隶人,以优贡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正襟危坐,所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而已。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门屏之间,希望别人都看到。他目不识字,却著《语录》,厚达一尺。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迷惑了不少当时的理学名臣,如尚书万青藜、大学士倭仁等人。当时以宋学著称的名臣徐桐,尤其敬重李如松。而那些实干家们对这类装腔作势者往往不以为然。曾国藩入都,李如松晋谒,雅步般辟而入。曾国藩问他的籍贯乡里,他回答说:“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指的是天子的师傅李鸿藻。李鸿藻是高阳望族,而李如松则出生在与李慈铭同邑之山前村,他的父亲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固安与高阳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攀龙附凤之理学家,卑劣得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此,曾国藩微微一笑,端茶送客。这种百无能耐、死爱面子的家伙,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根本不是谈话的对象。

   李如松以理学名世,自己的家事却一塌糊涂。李如松之父为人也庸鄙,由胥吏为小官归京师。他的哥哥更加庸劣,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强迫父亲将哥哥驱赶出家。其父将其兄驱赶之后,心里念念不忘,其妻怒骂之,两人相对大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在哭泣,怒向父亲说:“妻子贤慧并且能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跟哥哥结党为恶吗?”其父受到如此抢白,一时想不通晚上自缢而死。坊官报告巡城御史,御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想重案此事。然而,徐桐等信奉理学的十名大臣,力争李如松是道学孝子,联名呈送刑部为他申辩,结果李如松因此得免。李慈铭感叹说:“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而伪君子也是南北对称的,李慈铭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段话很有意思,宋学与汉学表面上水火不相容,而实质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即:他们无论讲求什么样的学问,骨子里都是伪君子。他们互相痛骂对方是卑鄙、无耻、下流的家伙,殊不知自己就是对方的镜子。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并不重要,这两类知识分子拥有相同的精神境界。
   江庸在引用了李慈铭的日记之后,进行了相关的考证,他写下了从父亲处听到的关于李如松的情况,与李慈铭之说有较大的区别。“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谓李迫其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尚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减。”如此看来,错的是李如松的父亲了。但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呢?可见理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最可笑的是,李如松大字不识一个,居然成为理学家,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如此看来,理学仿佛也成了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李如松居然找人充当枪手,帮他写厚厚的一本书,这说明他还是得靠“文字”、“学问”来吓唬他人,靠这“文章”背后的“道德”来吓唬他人。这样的作法,比起狐假虎威来,还要恶劣得多。所谓“伪君子”,就是将道德作为工具来利用,用自己并不真正遵守的道德来谋取实际利益的人。他们的心底里对“道德”的真真假假是明彻如镜的,“道德”是伪君子最后一片遮羞布。而中国文化正是盛产这类家伙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酱缸。晚清伪君子猖獗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正统道学的捍卫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正统道学的掘墓人。
    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清代野记》也记述了道学家的贪酷,多个细节、多个侧面,可谓穷形尽相。此书记清代官场之黑幕,如其例言所说,“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其中“道学家贪诈”一则,描摹道学家方某之行事,比小说还要精彩。
   桐城方某,附庸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是古文大家植之先生东树的族弟,利用这层关系,他窃取先生未刊刻的文稿为己所有,游扬于公卿之间,由是坐享大名。他大约是学习《儒林外史》中假牛布衣的妙法,不费半点功夫一举成名。晚清已降,小说与历史是互动的,小说可以证历史,历史也可以证小说。笔记里有小说的蛛丝马迹,而小说情节采自笔记的更比比皆是。这是研究晚清文化时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方氏早年客吴竹如方伯所,居然翻墙偷看邻家女子,方伯善遣之,不暴其罪。于是他充当各地督抚之幕府十余年。曾国藩到安徽,很赏识他,聘为幕府,跟李鸿章一起共事,称同门。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提拔他当冀州枣强县的知县。在任上,他以道学家的方式处理政务,堪称破天荒之举。有一个富人抓到小偷送到衙门要求严惩,方氏曰:“你损失了什么财物?”富人说:“幸好还没有,刚刚听到他挖墙的声音就将他抓住了。”方氏曰:“彼亦人子也,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动我的人民,我很惭愧。人非木石,未有不感化的。你暂时将这个人带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不能把他当作小偷而虐待他。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小偷带回家。小偷听到县令的话,到了富人家,俨然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便说你居然敢违背官府的命令。富人无可奈何,又不敢纵之去,害怕县令来检验感化的结果。最后,富人辗转托人向方县令送了重金,县令这才不过问此事。从此,县内没有人再敢告偷窃的案件。方氏处理此事的办法可谓聪明绝顶,一箭三雕:既表明自己讲求道学和教化的立场,树立自己崇高的形象;又通过这种处理方法不露痕迹地获取了大笔贿金,让行贿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杀鸡给猴子看,让别人不敢告状,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上级认为自己境内治安良好,显示出自己政绩显著。
    接着,笔记越写越精彩。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直隶总督治理驰道。验收的那天,百官都站在道旁,等候李鸿章的到来,方也在其中。李鸿章一见,即握手谈旧事,一起行走在驰道上。李鸿章喜欢开玩笑,对方氏说:“你在枣强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李鸿章说:“你拿来,我帮你带去。最近我有急事要往来乡里。”方称谢,立即从靴子里拿出银票递给李。李曰:“你不要拿假银票来骗我,让我受累啊。”说完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这一招极其利害,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又好像寓言里的狐假虎威。对李鸿章,他表明自己的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对其他人,他则暗示:我是李鸿章的好朋友,你们谁也把我扳不倒。
   实际上,方某在任上大肆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县每月有集市,乡民都来赶集。方于是以少许酒食款待乡之元老于堂上,拿出最近所著的语录,每人发一册,堂而皇之地说:“这是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你们可以拿去,广为散发,大益于人心风俗也。”元老们以为是县令赠送的,连连道谢而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县令下了通知,要求按户收取刊资,每册若干,谁敢不交呢?方氏通过这样的手段获金无数。教化也被他拿来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这样的“道学家”对“圣教”的破坏甚至比五四人物还要利害。可以想象,父老乡亲们对那些写满仁义道德的语录是何等痛恨,甚至会一怒之下付之一炬。
   方某因为有道学家的背景,所以贪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往往要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让被害者心服口服。例如,一次他宴请省上的官员,喝酒的时候,他发现酒的质量不高,味道薄劣。他胸有成竹的说:“肯定是卖酒的人偷梁换柱,盗饮大量的酒。”跑堂说:“这个地方卖酒的人没有不添水的,不是被我偷偷地喝了。”方立即将酒家叫来,斥责说:“凡人行事当以诚,诚即不欺之谓。尔以水为酒,欺人甚也,且以冷水饮人岂不病,是乃以诈取财也,律宜严惩。”命令将酒家所有的酒都充公。只看前面一部分,方氏乃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清官大老爷,惩办伪劣产品,不遗余力,无可指责,真该为他鼓掌。可是再看后面,全然不是那回事。当酒家吓得叩头无算、愿意受罚的时候,方乃曰:“罚尔若干为书院膏火,免尔罪。”这样,他就榨取了一大笔所谓的“书院膏火”,这笔钱全部落入他的腰包。连“教育经费”也成了他广开财源的一条大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方氏获金无算。他的族弟从故乡来省兄,方见之大喜曰:“弟来甚善,我薄俸所得唯书数十笥将带回去传给子孙后代。没有找到可以委托的人,现在你来了,顺便帮我把这些书带回家乡去吧。”次日,他聚集了几十个箱子在堂上,让差役准备好捆绑的绳子。他亲自从室内搬出书籍,或函以木,或包以布,来来回回数十次。堂上下的差役看见了,怕他太辛苦,要帮他搬运。方呵止曰:“不用你们帮忙。古代时,陶侃朝暮运百甓以习劳也。我的书比甓要轻,也利用搬书来活动筋骨,那里用得着你们来帮忙呢?”他以陶侃自比,凛然正气,溢于言表。亲身劳动,活动筋骨,这一说法天衣无缝。书装好之后,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绑好。到了半夜,方妻密语其弟曰:“尔途中须加意,是中有白金万也。”其弟大惊曰:“我所见到的是书,不是金子啊。”其妻曰:“箱子里装的不是书,而是金子。每个书函里装有两大锭百两也。”其弟大恐,不敢出发。其妻曰:“你就假装不知道内情。如果途中丢失了,我们也不会让你负责的。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让你途中多加留意罢了。”方氏心机之深,直如大海深不可测。用书来掩盖金子,也亏得他这样的天才才能想得出来。“衣冠禽兽”这个词用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方氏之“人算”居然超过了“天算”:他以“循良一等”的评价被召见入宫。去官之日,乡民数万聚城下,具粪秽以待,将辱之,为新县令所闻,急忙安排方坐上一辆简陋的车子,从其他道路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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