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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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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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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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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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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政策

   鸵鸟政策
   
    鸵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往往将头深深地埋在沙堆之中,然后将臀部高高地跷起来。这样,它就能使自己相信:危险已经排除了,我已经处于安全状态之中。然而,就在它洋洋得意的时候,追击它的猛兽对它进行了致命的攻击。死亡的阴影从臀部开始,而不是从头部开始。人类似乎不会如此愚昧,以人类所具有的智慧来看,人类应当能够直面现实,无论现实如何糟糕。可悲的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跟鸵鸟一模一样愚不可及,他们自欺欺人,在一个虚拟的完美的世界里将自我麻醉。越是处于困境之中,他们自我麻醉的程度越高。晚清以降,高官显贵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一群鸵鸟的角色,他们处理国家大事和生活琐事统统实行的是鸵鸟政策。
    刘体仁之《异辞录》文笔洗炼,多记趣闻逸事,可读性极强。而“守旧相国掩耳盗铃”一则,写徐桐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言行,俨然是一只大鸵鸟。徐桐既愚昧又顽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拒绝接受任何新兴事物,实际上是愚不可及,却自以为是聪明绝顶。徐桐是继李鸿藻之后的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不巧的是,他家居东交民巷之中,离各国使馆很近,早晚经过街道,洋人触目皆是。于是,徐桐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目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定然是一派义正词严的派头,似乎具有浩然于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排外就是爱国,崇洋就是卖国,这是一种从晚清以来就形成了的牢固的、颠扑不破观念。这一观念的危害使中国的开放延迟了一个世纪。
    义和团运动兴起,徐桐是朝廷重臣之中最积极、最完全的支持者之一。后来,列强的军队入城,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列强的军队在各个重要的街口进行严格的稽查,徐桐身为职权相当于相国的大学士,自己的行动也丧失了自由。到拳匪纵火焚烧崇文门大街药店,喧哗着进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的洋兵开枪射击,交通阻隔,一片混乱。徐桐前门被堵塞,乃打开后门从西边绕正阳门逃走。京师百姓嘲笑说:“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八国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刘体仁嘲笑徐桐说:“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其实,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徐桐幸亏在清廷与列强议和之前病死,不然他逃脱不了被朝廷处死的命运。但他死后仍然受到严惩。徐桐之子承煜与毓贤、启秀同日被处斩,徐桐也被追夺原官。道学家落到如此之下场,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情形。鸵鸟政策在王朝鼎盛时期,也许能够敷衍过去,但到了王朝末期,则是一种致命的病毒——它从知识分子和官僚那里传播到平民百姓那里,使整个民族产生了牢固的思维惰性,在一个鬼打墙的怪圈里不停地转悠。徐桐的思路很有“中国特色”,他首先将洋人定义为“鬼”,既然他们是“鬼”,就不必跟他们计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鬼的言行,人何必跟鬼一般见识呢?他把自己看作道士,道士是捉鬼的,不仅要捉外国的鬼,还要捉国内的鬼,所谓国内的鬼,指的就是维新派人士。徐桐最厌恶的人就是康有为。刘成禺之《世载堂杂记》有“徐道人与康圣人”一则,集中批驳徐桐的愚昧和保守。徐桐企图在科举场上压制康有为,没有想到反而弄巧成拙,康有为如漏网之鱼,自他所主考的考场上脱颖而出。
    最“爱国”的徐桐死后被他忠心耿耿服务的帝国指斥为最卖国的奸臣。鸵鸟的安全只是一时的,一时的“安全”所换来的只能是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某一时刻来看,鸵鸟最聪明;但从稍微长远的角度来看,鸵鸟却最愚昧。然而,晚清政坛上,却活动着比鸵鸟还要愚昧的徐桐们。他们这群鸵鸟掌握着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将如何发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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