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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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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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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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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政策

   鸵鸟政策
   
    鸵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往往将头深深地埋在沙堆之中,然后将臀部高高地跷起来。这样,它就能使自己相信:危险已经排除了,我已经处于安全状态之中。然而,就在它洋洋得意的时候,追击它的猛兽对它进行了致命的攻击。死亡的阴影从臀部开始,而不是从头部开始。人类似乎不会如此愚昧,以人类所具有的智慧来看,人类应当能够直面现实,无论现实如何糟糕。可悲的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跟鸵鸟一模一样愚不可及,他们自欺欺人,在一个虚拟的完美的世界里将自我麻醉。越是处于困境之中,他们自我麻醉的程度越高。晚清以降,高官显贵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一群鸵鸟的角色,他们处理国家大事和生活琐事统统实行的是鸵鸟政策。
    刘体仁之《异辞录》文笔洗炼,多记趣闻逸事,可读性极强。而“守旧相国掩耳盗铃”一则,写徐桐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言行,俨然是一只大鸵鸟。徐桐既愚昧又顽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拒绝接受任何新兴事物,实际上是愚不可及,却自以为是聪明绝顶。徐桐是继李鸿藻之后的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不巧的是,他家居东交民巷之中,离各国使馆很近,早晚经过街道,洋人触目皆是。于是,徐桐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目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定然是一派义正词严的派头,似乎具有浩然于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排外就是爱国,崇洋就是卖国,这是一种从晚清以来就形成了的牢固的、颠扑不破观念。这一观念的危害使中国的开放延迟了一个世纪。
    义和团运动兴起,徐桐是朝廷重臣之中最积极、最完全的支持者之一。后来,列强的军队入城,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列强的军队在各个重要的街口进行严格的稽查,徐桐身为职权相当于相国的大学士,自己的行动也丧失了自由。到拳匪纵火焚烧崇文门大街药店,喧哗着进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的洋兵开枪射击,交通阻隔,一片混乱。徐桐前门被堵塞,乃打开后门从西边绕正阳门逃走。京师百姓嘲笑说:“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八国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刘体仁嘲笑徐桐说:“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其实,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徐桐幸亏在清廷与列强议和之前病死,不然他逃脱不了被朝廷处死的命运。但他死后仍然受到严惩。徐桐之子承煜与毓贤、启秀同日被处斩,徐桐也被追夺原官。道学家落到如此之下场,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情形。鸵鸟政策在王朝鼎盛时期,也许能够敷衍过去,但到了王朝末期,则是一种致命的病毒——它从知识分子和官僚那里传播到平民百姓那里,使整个民族产生了牢固的思维惰性,在一个鬼打墙的怪圈里不停地转悠。徐桐的思路很有“中国特色”,他首先将洋人定义为“鬼”,既然他们是“鬼”,就不必跟他们计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鬼的言行,人何必跟鬼一般见识呢?他把自己看作道士,道士是捉鬼的,不仅要捉外国的鬼,还要捉国内的鬼,所谓国内的鬼,指的就是维新派人士。徐桐最厌恶的人就是康有为。刘成禺之《世载堂杂记》有“徐道人与康圣人”一则,集中批驳徐桐的愚昧和保守。徐桐企图在科举场上压制康有为,没有想到反而弄巧成拙,康有为如漏网之鱼,自他所主考的考场上脱颖而出。
    最“爱国”的徐桐死后被他忠心耿耿服务的帝国指斥为最卖国的奸臣。鸵鸟的安全只是一时的,一时的“安全”所换来的只能是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某一时刻来看,鸵鸟最聪明;但从稍微长远的角度来看,鸵鸟却最愚昧。然而,晚清政坛上,却活动着比鸵鸟还要愚昧的徐桐们。他们这群鸵鸟掌握着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将如何发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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